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为杰出的旅行家之一。他游踪万里,对名山大川、风土人情进行了深入考察。其著作《史记》就是在游历四方,探查考辨的基础上完成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史记》也是一部旅游史著作,承载了众多旅游及旅游思想的信息,是研究司马迁旅游活动及其旅游思想不可或缺的原始文献。学界已普遍意识到《史记》对司马迁旅游史研究的重要性,但令人惋惜的是,至今很少有人就其所含的旅游信息进行全面解读,其“旅游思想”更是无人问津,众多有益信息只能暂没书海。因此,本文欲对司马迁的旅游活动和旅游思想进行初步解析,寻索现代旅游业健康发展的思想源泉,并更好地发挥《史记》在我国现代旅游业发展中的指导作用。秦汉时期,政治大一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旅游也得到前所未有地发展,并逐步走向自觉。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迁的全国性的大规模游历“顺理成章”,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旅游思想。司马氏家族人才辈出,家学渊源,根基深厚,司马迁承袭了史学、兵学、经济学等精华,并师从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博采众长,古今文学兼收并蓄,也为其旅游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悉数司马迁之游历,大致涵括三种情况。(1)二十壮游,踏遍大江南北,淮河两岸,以及中原河山,历时二三年。(2)奉使巴蜀以南之游,足迹遍及今西南大地的渝、蜀、云、贵,历时一年又三个月。(3)扈从武帝之游,从出仕郎中到中书令,从巡武帝三十余年。由于出游多以长安为中心,所以按照出行的方向和所集中的地域,也可将这三类游历别称为“东游”、“西南游”和“北游”。这些不同性质的出游,是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重要方式,成为《史记》成功的重要条件,成就了他的“名山”事业。以旅游活动为基础,司马迁形成了受儒家影响较深,兼具道家特性的多元化旅游思想。其主要包括:游必有方;格物致知,求真、求实;反对佚游,提倡美政;人文观念,崇尚个性。这些思想反过来影响其旅游动机、出游距离及具体的旅游行为方式。可以说,司马迁的旅游活动和旅游思想是一个互动的有机体。本研究的材料以《史记》为主,并广猎相关权威研究成果。在研究中,采用了历史学、旅游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以达到全面、客观、形象的目的。希望本次探索之举,能丰富旅游研究的基础理论,并能对现代旅游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