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在二级市场增持目标公司股份是收购方实施敌意收购的重要手段之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收购方本能地有向市场隐瞒或推迟披露权益相关信息的倾向。与此同时,公众投资者因无法获得真实充分的信息而难以作出理性的投资决定,遭受到直接损失或交易机会的丧失。为保护处于弱势的公众投资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制度应运而生。考虑到敌意收购在减少代理成本、改善目标公司经营管理状况上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联邦层面的权益披露立法在收购方与目标公司、目标公司管理层和控股股东之间持中立态度未作有倾向性的保护选择。我国相关立法未明确规定披露制度的目的,但保护投资者是题中应有之义。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制度能否真正保障公众投资者的知情权及其他合法权益、起到防范违规收购的风险的作用,取决于其实施机制的有效性。相比美国,我国的民事救济机制是明显的短板。同时,实施机制的另外两大支柱也难有效地应对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披露违规行为,行政执法面临着行政责任过轻且短时间内难以扩张的困境,刑事制裁在违反披露义务的情形中适用困难。这一背景下,加强民事救济成为了现阶段遏制收购方披露违规势头的突破口。然而在现有案例中,民事救济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从原告的类型上看,公众投资者缺乏提起民事诉讼的动力,提起诉讼的主要为目标公司、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从原告的诉讼请求上看,多为否认收购方的股东资格、限制收购方的股东权利,基本无损害赔偿的主张。从判决结果看,诉讼请求因缺少相应法律依据而未被法院支持的居多。本文在研究美国民事诉讼中的原告、诉讼主张以及主张获得法院支持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体法、程序法的具体规定认为:首先,收购方违反权益披露义务的行为与我国法律语境下的内幕交易、虚假陈述行为存在法律性质差异,不宜直接套用针对后两者的民事救济规则,而应当以特殊的侵权定性该行为;其次,收购方在实践中采用多种途径享有并控制股份权益,能够成为案件被告的主体不宜狭义地局限于披露义务人,而要穿透权益持有、控制结构进行判断;再次,有权追究违规收购方民事责任的原告应包括四类,即未持股的公众投资者、持股但未参与交易的目标公司股东、参与交易的目标公司股东、目标公司,其中未持股的公众投资者可起诉的时间限于违规行为获得纠正前;最后,诉讼请求因主体的不同而异,投资者可提出的诉讼请求限于停止对其知情权的侵害,即依法进行披露。股东可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是损害赔偿请求,除非股东是以股东代表诉讼的方式进行诉讼。目标公司则可提出对违规取得部分股份所附股东权利施加限制,或对一定时间内交易目标公司股份的行为进行限制的请求,以适当减轻违规行为对公司正常经营秩序的冲击,但以上主张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因而,民事救济途径的实施效果受到以下两点因素的制约:第一,由于我国证券法为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制度框定的法律责任范围较为狭窄,即使得到民事救济也可能是不充分的。实体判决的结果与原告(尤其是目标公司)的期望值相去甚远;第二,我国市场散户为主的特点,单个投资者即使受到损害所涉的利益也不大,利益受损的投资者或中小股东缺乏起诉收购方以获得民事赔偿的动力。对于第一点因素,诉讼保全的运用可以将通过程序法能实现的效果一定程度上替代实体民事裁判所能实现的效果,并且在适用上更具灵活性。不过,什么情况下可以适用诉讼保全考验着法院行使裁量权的水平,法院对此应更为慎重。而对于第二点因素,我国证券共同诉讼的实际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各原告之间在诉讼主张、诉讼策略等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导致诉讼代表人徒有虚名。不过,投服中心创新的证券支持诉讼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股东单独诉讼中成本高昂和共同诉讼中集体行动困难的问题,可能成为中小投资者向违规收购方主张民事权利的新途径。除此之外,弥补民事救济短板的根本途径在于完善相关证券法律制度,尤其是其中关于法律责任的规范。避免因对违规行为性质、责任主体等规定得不明确导致责任条款选择的困难。在法律责任条款的安排上也应考虑行政与民事责任的分工与配合问题,更好实现民事救济途径所能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