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投资行为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公司业绩的优劣。而非效率投资行为,包括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将影响公司的发展,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收入波动。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GDP也突飞猛进的随之增长。但是我们看到的GDP增长,是否真的带来了整个社会尤其是企业的价值增值呢?出口、消费和投资是GDP的三大构成部分,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动力马车。其中,投资这部分的市场化程度最低,而且对GDP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带来经济的巨大波动。因此,投资被大多数官员青睐,利用投资实现本国或者本区域GDP的增长。国有控股企业直接受到政府的控制,政府通过干预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来实现GDP的增长。在政府官员激励模式中,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唯GDP论”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很多不利因素,由此导致了国有控股企业比较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在我国,民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投资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然而近些年来,民营企业中,为了寻求政治保护、获得稀缺资源而聘请前政府高官或者企业原有高管积极参政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而在和政府搭上关系的同时,不得不做出盲目扩大企业规模等诸多低效短视的过度投资行为也越来越多。众所周知公司治理的完善可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等非效率决策行为,然而,之前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存在政治联系的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呢?这就成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本文从集中经典理论出发,分别从股权结构、董事监事治理机制和高管激励机制等治理结构探索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政治联系和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并将样本分为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经行比较研究。本文以2003年-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手工搜集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联系数据,并采用虚拟变量的赋值方法进行赋值,实证研究了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系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程度。进一步,由于公司治理对过度投资有制约作用,本文选取了几种公司治理机制,实证研究了这些公司治理机制对政治联系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和高管激励机制基本能有效制约存在政治联系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但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情况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