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中日战争到日俄战争的这十年中,中国人的俄国观经历了亲俄、联俄到仇俄、拒俄的转变。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各个阶层一度对沙俄产生了好感,把沙俄当成为恩人,亲俄思潮盛极一时。在这种亲俄思潮的推动下,清政府的联俄政策出笼了。这种联俄政策是“以夷制夷”思想的运用。《中俄密约》、《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警觉到了沙俄的险恶用心,这部分人既包括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也包括一些督抚大员。他们开始逐步放弃以前的亲俄思想,开始产生疏俄的想法。当然这时清政府当中亲俄、联俄的思潮仍然占绝对优势,且这种思潮在清政府的对俄外交中仍然起着实质性的作用。这一时期是清政府把联俄政策付诸实践的阶段,沙俄正是利用了清政府急于联俄制日的想法,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国。因此,清政府的这种联俄思想无疑起了开门揖盗的作用。1900年下半年,俄国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对我国进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占领。这引起了全国各阶层的强烈反对。中国人民彻底认清了沙俄的侵略野心,仇俄思潮激荡全国,在这股仇俄思潮的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这时期由于沙俄侵略的恶劣性及其毫无遮掩性导致这一阶段中国人的仇俄情绪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即中国这一时期不但精英阶层对沙俄侵华有切身体会,且普通民众也自觉地加入到反俄的行列中来。清政府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要员们认清了沙俄的侵略本质,他们纷纷上疏清政府要求清政府拒签俄约,拒绝沙俄的侵略要求。他们同时对清政府的联俄外交政策进行了抨击,并且对清政府中的亲俄分子进行了指责。这时期掀起的这场广泛的拒俄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表现和标志。由于这一时期沙俄的侵略不但威胁到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而且也严重损害了其他列强在华的侵略权益,所以其它列强也纷纷指责沙俄,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对清政府施压,要求清政府拒签俄约。正是在国内外各种拒俄、仇俄思潮的推动下,清政府也被迫对前一阶段的对俄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最终没有答应沙俄的侵略要求,并且若隐若现地产生了疏俄的想法,开始走上联日制俄的外交道路。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国人的沙俄观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继承了前一阶段的拒俄、仇俄思想。同时对沙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对沙俄的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们认为俄国与日本的战争实际上是专制与立宪的较量,并且认为俄国的专制制度是沙俄输掉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这时期清统治阶级中也有不少人赞成这种观点,这部分人成为立宪派。从而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立宪的思潮。清政府也不得不,至少从表面上顺应这股思潮,宣布实行预备仿行立宪。这一时期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还从俄国败于日本的事实中得出黄种人并非天生劣于白种人的结论,并且对所谓的“黄祸论”进行了批判。从总体上来看,从甲午中日战争到日俄战争的这十年间,中国人的沙俄观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在野派的沙俄观,一派是在朝的清统治阶级的沙俄观。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俄国观是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反帝意识的一个缩影,他们的俄国观主要围绕救亡图存这个主题展开。他们的这种沙俄观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制沙俄侵略的作用。清统治阶级的沙俄观总体上处在消极状态,他们对沙俄的侵略缺乏应有的认识,从而在对俄外交中处处处于被动地位,在这种俄国观的支配下,注定了其对俄外交必然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