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农业，其基础性地位在国民经济中不可撼动。由于农业具有天然的弱势性，加之以依赖资源消耗为主的粗放经营生产方式，使得我国农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解决“三农问题”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要议题，2004年至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多年聚焦“三农问题”，2011年至2015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如火如荼展开的五年，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其综合生产能力依然是规划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涉农上市公司代表着我国农业发展的先进水平，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近年来为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政府不断出台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与之相应的是政府对涉农上市公司的大力补助。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政府补助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如何合理配置稀缺的经济资源，企业如何高效使用政府补助便成为当下亟待解决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和考虑，本文通过对沪深两市A股涉农上市公司2010-2014年大样本数据的分析，根据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力的特点设计评价指标，文章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写作方法，基于公共财政理论、外部性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理论基础以及企业产权性质的视角，兼顾地区经济发展繁荣程度，从产权性质对政府补助的影响效果和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综合生产力方面的影响两个主要方面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从而有助于我国政府补助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有的放矢、促进政府补助兼顾公平与效率、提高对有限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效率，有利于促进我国涉农上市公司发展壮大。　　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文章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本章以国家的农业产业政策环境为大背景，首先介绍了选题背景，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其次，分别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说明了研究的意义。同时，对文章的研究内容及方法进行阐述，绘制文章的技术路线图。最后，指出文章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文章分别从国外和国内两个角度进行文献的梳理和回顾。首先，回顾了学者对产权性质与政府补助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研究成果，国外专门针对二者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均证明了企业产权性质会对政府补助产生影响，且国内学者指出政府在补助对象的选择上存在明显的产权偏好，即相比非政府控制企业，由政府控制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更容易，且政府对其补助金额更多。其次，梳理了政府补助正向后果的研究成果。已有研究成果分别从企业业绩表现、生产率、就业率等方面证实了政府补助的具有正向补助效果。同时，回顾了政府补助负向后果的研究文献。相比政府补助具有正向经济后果的实证结果，更多学者赞成政府补助是低效的观点，认为政府补助没有达到提高行业生产效率、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扶持产业发展的目的，甚至会产生负面的经济后果。最后，文章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回顾，比较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特点和侧重，指出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国外学者侧重于政府补助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且样本多来自于制造行业;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但研究样本观测期间较早，专门针对农业企业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选用近五年数据专门针对涉农上市公司的政府补助现状进行研究，以对当前研究成果进行补充。　　第三章为基本概念和理论分析。首先借鉴相关文献并结合文章研究目的，对文中涉及的包括涉农上市公司、政府补助、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等在内的基本概念作出了相关界定。其次，对文章写作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具体包括公共财政理论、外部性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并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上分别分析其对文章中研究问题的指导作用:政府补助的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因此政府补助应当体现公共财政的公共性与公平性。其次，由于涉农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会产生正外部性，因此政府出于将正外部性内部化的目的，对企业进行补助，然而目前政府补助政策制定不完善，对补助申请资格认定条件较为宽松，很可能难以达到补助效果。此外，由于契约不完全性的普遍存在以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会使得企业没有有效地将补助用到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方面。　　第四章为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由于综合生产能力是由多个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本文以农业专业领域对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为指导方向，同时结合我国资本市场沪深两市A股涉农上市公司的特征，有针对性地构建出我国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指标体系。据此，本文首先对综合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进行了阐述;其次，依据第三章对综合生产能力的概念界定，选取了财务指标、科技支撑能力指标以及农业生产资本存量指标等三个衡量维度，共14个具体指标来描述综合生产能力;再次，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具体指标进行KMO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并计算出农业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的得分;最后，采用统计学“3σ准则”对综合得分进行负数影响的消除，将综合生产能力进行量化，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的模型构建分析，最终得到下一步多元回归分析所需的综合得分。　　第五章为实证研究设计。首先，根据前述部分的文献回顾与梳理，文章从两个方面提出了研究假设——针对政府补助与企业产权性质方面的研究，本文提出了两个假设:假设1a，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多少与企业产权性质有关。整体上看，由政府控制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假设1b，相对于富裕地区来说，非富裕地区由地方政府控制的涉农上市公司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针对综合生产能力、政府补助与产权性质方面的研究本文提出了四个假设:假设2a，整体上，政府补助并不能有效提高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甚至会对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假设2b，无论地区富裕程度如何，政府补助都是无效的，并且这种无效性在非富裕地区表现更加明显;假设3，不同实际控制人控制下，政府补助对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有差别，政府补助对政府控制下的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假设4，政府补助对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影响持续性效果差，当期政府补助对下一期的综合生产能力无显著影响。其次，针对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提出的假设，选取2010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的A股涉农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并对文章中无法直接从CSMAR数据库中获取的数据进行了全手工搜集和整理。在假设1a和1b中以政府补助为被解释变量，以非政府控制和地方政府控制为解释变量，衡量企业产权性质对政府补助的影响效果;在假设2a、2b、假设3、假设4中以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为被解释变量，以政府补助、非政府控制和地方控制为解释变量，基于产权性质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对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作用，此外所有假设中选取企业规模、经营现金流量、费用支出水平、职工总人数、成长性、有形资产持有比例等作为控制变量。最后，文章根据研究假设和选取变量，设计了多元回归模型。　　第六章为实证分析与检验。本部分首先对研究变量进行了全样本以及分组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为使回归结果更可靠，文章对各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和多重共线性检验;然后，对模型进行了模型的异方差检验，以及产权性质分组的均值t检验;之后，根据研究假设进行多元回归，得出以下结论:(1)整体而言，产权性质对企业政府补助的获得有显著影响，由政府控制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2)分组考虑，相对于富裕地区来说，非富裕地区由地方政府控制的涉农上市公司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3)整体考虑，政府补助会对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并且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明显较弱。(4)无论地区富裕程度如何，政府补助对提升综合生产能力都是无效的，并且受地方政府控制的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明显较弱。(5)政府补助对政府控制下的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6)政府补助对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影响持续性效果差，当期政府补助对下一期的综合生产能力无显著影响，企业产权性质影响效果也不再显著。最后，从政府补助数据变量度量方法出发，调整数据选取标准，重新进行多元回归，对四个模型六个假设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七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得出本文相关研究结论，并对我国政府对涉农上市公司和农业行业的补助提出了政策建议。最后，阐述了本文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并对此提出了未来的展望。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　　(1)研究视角的创新。在政府补助领域的后果研究方面，本文创新性地将政府补助与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力结合起来。在此之前，政府补助的专门针对农业行业的后果研究较少，且主要关注企业的投资行为、企业经营业绩等共性方面，本文的研究结果从一定程度上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充实和完善。　　(2)评价指标的创新。本文根据农业专业领域中综合生产能力的特征，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特点，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相应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进行衡量。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在于:　　(1)在政府补助变量的指标数据的选取上，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笔者能力的有限性，本文只选择了显性的政府补助数据进行研究，在数据的完整性上有所欠缺。今后研究可以对数据挖掘办法进行探索，将“隐性补助”显性化。　　(2)本文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只考虑了企业内部因素，然而政府补助政策和补助效果，也会受到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今后研究中，为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可以考虑在实证分析中适当加入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