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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甘肃省围产期妇女生育意愿现状,探讨影响甘肃省围产期妇女生育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了解甘肃省围产期妇女生育的动机、限制因素及其对生育政策的诉求。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数据来源于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省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和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调查问卷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选取11个市、14家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对象为处于20-45岁年龄段,且在医疗卫生机构建卡产检或待产的围产期妇女3070人。本研究主要采用Stata 15.0进行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对受访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元Logistic回归,对围产期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运用多重响应分析进行卡方拟合优度检验,了解围产期妇女生育动机、限制因素及其对生育政策的诉求。结果（1）个人因素中年龄、初婚年龄、户籍、文化程度和职业等是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家庭因素中是否为独生子女、居住类型、住房性质、祖辈能否帮助照顾孩子及祖辈经济情况等是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社会因素中所在地区及周围同辈亲朋生育数量等是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在生育“二孩”意愿方面,控制了协变量后结果显示,初婚年龄24岁以下的相比于初婚年龄35岁以上生育意愿更高（OR=0.154,95%CI:0.039～0.606）;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相比于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生育意愿更高（OR=0.357,95%CI:0.214～0.596）;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私营和小微企业工人、农民、服务行业人员、全职太太、相比于不便分类工作人员生育意愿更高（OR=0.476,95%CI:0.328～0.691、OR=0.576,95%CI:0.382～0.867、OR=0.555,95%CI:0.364～0.846、OR=0.183,95%CI:0.089～0.376、OR=0.405,95%CI:0.275～0.598）;与自己或配偶的父母同住相比于居住情况为其他生育意愿更高（OR=0.336,95%CI:0.171～0.662）;祖辈均可或仅一方可照顾孩子相比于祖辈均不可照顾孩子生育意愿更高（OR=0.669,95%CI:0.473～0.945、OR=0.697,95%CI:0.492～0.988）;周围或朋友圈生育“三孩”的家庭数量为3-5家者或10家以上者相比于周围或朋友圈生育“三孩”的家庭数量为0者生育意愿更高（OR=0.526,95%CI:0.355～0.779、OR=0.449,95%CI:0.206～0.975）;夫妻双方均不是独生子女者相比夫妻双方均是独生子女者生育意愿更高（OR=2.395,95%CI:1.595～3.595）。初婚年龄35岁以上相比于初婚年龄20岁以下在生育“二孩”意愿方面更犹豫、有顾虑（OR=0.128,95%CI:0.030～0.553）;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相比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在生育“二孩”意愿方面更犹豫、有顾虑（OR=0.594,95%CI:0.394～0.897）;不便分类工作人员相比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服务行业人员、全职太太在生育“二孩”意愿方面更犹豫、有顾虑（OR=0.643,95%CI:0.461～0.897、OR=0.494,95%CI:0.303～0.807、OR=0.465,95%CI:0.329～0.657）;居住情况为其他相比与自己或配偶的父母同住在生育“二孩”意愿方面更犹豫、有顾虑（OR=0.495,95%CI:0.257～0.956）;祖辈均不可照顾孩子相比于祖辈均可照顾孩子在生育“二孩”意愿方面更犹豫、有顾虑（OR=1.517,95%CI:1.078～2.134）;周围或朋友圈生育“三孩”的家庭数量为0者相比于周围或朋友圈生育“三孩”的家庭数量为6-9家者在生育“二孩”意愿方面更犹豫、有顾虑（OR=0.379,95%CI:0.204～0.704）;陇中女性相比陇东南女性在生育“二孩”意愿方面更犹豫、有顾虑（OR=1.286,95%CI:1.006～1.644）。（3）在生育“三孩”意愿方面,控制了协变量后结果显示,初婚年龄24岁以下相比于初婚年龄35岁以上生育意愿更高（OR=0.631,95%CI:0.400～0.995、OR=0.238,95%CI:0.097～0.579）;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相比于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生育意愿更高（OR=0.635,95%CI:0.422～0.956）;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职工、服务行业人员、农民、全职太太相比于不便分类工作人员生育意愿更高（OR=0.393,95%CI:0.258～0.600、OR=0.575,95%CI:0.340～0.972、OR=0.585,95%CI:0.374～0.915、OR=0.349,95%CI:0.214～0.596、OR=0.448,95%CI:0.292～0.686）;周围或朋友圈没有生育的家庭数量大于1-2家、周围或朋友圈生育“二孩”的家庭数量大于6-9家、周围或朋友圈生育“三孩”的家庭数量大于3-5者相比于周围或朋友圈没有生育的家庭数量、“二孩、三孩”数量为0者生育意愿更高（OR=0.313,95%CI:0.731～0.551、OR=0.271,95%CI:0.077～0.959、OR=0.568,95%CI:0.412～0.782）。初婚年龄35岁以上相比于初婚年龄20岁以下的在生育“三孩”意愿方面更加犹豫、有顾虑（OR=0.037,95%CI:0.004～0.317）;不便分类工作人员相比于服务行业人员在生育“三孩”意愿方面更加犹豫、有顾虑（OR=0.543,95%CI:0.302～0.975）;夫妻双方均不是独生子女者相比于仅女方是独生子女者在生育“三孩”意愿方面更加犹豫、有顾虑（OR=0.412,95%CI:0.205～0.828）;大专/高职相比于本科及以上在生育“三孩”意愿方面更加犹豫、有顾虑（OR=1.557,95%CI:1.067～2.273）;周围或朋友圈生育“三孩”的家庭数量为3-5家者相比于周围或朋友圈生育“三孩”的家庭数量为0者在生育“三孩”意愿方面更加犹豫、有顾虑（OR=1.857,95%CI:1.255～2.748）。（4）围产期妇女的生育动机最高的三项分别是“自己喜欢（56.12%）”、“父母及公婆可以帮忙照看孩子（50.41%）”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好（40.48%）”。限制围产期妇女生育多孩的原因主要有“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84.72%）”、“夫妻二人没有时间（73.13%）”以及“教育问题（56.90%）”。在政策需求层面,排名前三的政策需求分别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减轻生育医疗费用负担（76.16%）”、“政府发放育儿津贴（65.77%）”以及“提升孕产妇、婴幼儿健康服务水平（60.07%）”。结论（1）甘肃省围产期妇女的生育意愿受到个人、家庭及社会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可为完善生育配套措施提供实证依据。（2）超过八成的甘肃省围产期妇女认为生育最主要的限制因素为“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养育成本这道阻碍人们生育的关键屏障,鼓励更多育龄妇女生育。（3）全面“三孩”政策的落实不仅与居民基本人口学特征差异存在一定联系,还与完善的配套措施密不可分。人口学差异的基础上,完善落实好生育保险制度、妇幼健康服务、降低生育、养育成本等方面的措施将会在很大程度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应加大生育政策配套措施支持力度,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