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汪曾祺一直都因为他的小说和散文创作备受评论界关注,反观他创作、改编的十二部戏曲剧本,在学术研究方面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汪曾祺的现代戏曲剧本不仅是其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活动形式,更是在其人生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转折作用。可以说,汪曾祺的现代戏曲创作,一方面是在特殊政治政策的规训下发生、发展的,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作家内心对于文学与艺术强烈的自觉与热爱。所以笔者关于汪曾祺“戏如人生”的考察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在人物经历方面,从幼年启蒙、青年求学以及中年波折等人生阶段来探寻汪曾祺如何与戏曲结缘;其二,在“政治性”方面,汪曾祺的现代戏曲创作与“时代话语”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迎合”与“疏离”,究其本质颇为复杂,既有特殊时代政治话语的规范和压力,又有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艺术自觉;其三,在“文学性”方面,作家饱含辩证思维,从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实验,着重在戏剧的题材、内容以及人物语言、形象等方面开拓前行,“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最后,在精神理想的层面,汪曾祺的戏曲创作则充满了高度自足的审美理想,包括他对“健康人性”的理解和欣赏,对“童心”创作论和“士大夫”精神的执着追求等。由此可见,在推动中国传统戏曲现代化转向的过程中,汪曾祺做出了重要的尝试,作品中凝缩了他丰富的精神轨迹和心路历程,这些都值得笔者回归历史语境,对其戏曲创作、艺术传统和人格理想等方面展开更为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