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伎回忆录》,一个出自美国男人笔下的日本艺伎故事,是阿瑟·高顿广受好评的处女作,但并非是有关艺伎小百合传奇的唯一版本。它的原型岩崎峰子同样著有一部《真实的艺伎回忆录》,旨在驳斥高顿的版本。而结果却不尽人意。高顿文本的胜利和岩崎峰子文本的失败令人不由自主地思考其背后的原因。本文即是由此入手,试图探讨两个文本间的差异,二者所形成的对话关系,以及隐藏在这一对文本之后,操控着读者和作者的隐形力量——东方主义。在全球化的东方主义语境下,“艺伎”符号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形象,而是承担着战后美日关系的钥匙,在历史的维度和世界的局势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影响力使其形象被东方主义的力量扭曲变形,成为和真实的艺伎相去甚远的文化符号,无论作者,读者,与岩崎峰子都无力扭转。本文第一章将重点分析阿瑟·高顿文本,有关“艺伎”的形象和祗园这一艺伎世界的定位,探讨高顿文本的成功之处。第二章引入岩崎峰子的自传《真正的艺伎回忆录》,分析其文本失败的原因。第三章则结合历史资料,追溯“艺伎”文化符号的造就。第四章从东方主义的角度分析“艺伎”符号对美日双方的影响与真实的艺伎“被沉默”的原因。终章则展望当下,当日本从艺伎转向武士一面之时,西方对艺伎的缅怀便达成了《艺伎回忆录》的成功。《艺伎回忆录》的小百合是属于西方的传奇,与岩崎峰子与东方日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