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下,我国仍然于2020年底夺取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绝对贫困全面消除①,就业扶贫在其中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五个一批”的脱贫措施中无不贯穿着就业扶贫的思想:发展生产可以增加就业岗位;异地搬迁要求“为搬迁农户创造迁入地就业机会”;生态补偿实现生态环境建设与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双赢;发展教育旨在提高贫困劳动力的就业能力;社会保障鼓励公益性岗位就业,以工资代替补助。江西省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同时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就业扶贫的重要程度更是不言而喻。因此,观察分析就业扶贫的推进情况,就业扶贫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影响,以及对不同家庭影响的异质性,更加“精准”地实施就业扶贫政策,最大化政策效应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江西省贫困县中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为研究对象,从就业扶贫的具体举措入手,基于工资决定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迁移理论,阐释就业扶贫政策的增收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2018年底的调研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就业扶贫政策对江西省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增收效应,并按照收入水平分组,进一步探讨增收效应的异质性以及异质性的产生原因。本文研究发现:（1）江西省就业扶贫的覆盖面不足50%,建档立卡家庭中贫困劳动力对就业培训的参与意愿不高,实际参与人数少,得益于政府安排就业的人数少;（2）就业扶贫政策中,就业培训、政府安排外出务工或者安排本地就业均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培训+安排就业”的配套就业政策增收效果最为明显,但对不同收入的家庭增收效应不同;（3）低收入区间的家庭中贫困劳动力适合简单就业培训后安排至本地就业岗位,中等收入区间的家庭中贫困劳动力更倾向于职业技能型的就业培训后输出至外地务工,相对高收入家庭则最适合创业培训后留在本地创业以带动更多就业。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1）政府的就业促进工作还需全力推进,动员贫困劳动力参与就业培训,加大劳务输出规模,增设本地就业岗位;（2）完善“培训+就业”的就业扶贫机制,加强举措间的联系;（3）对不同家庭开展不同类型的就业培训并给予相应的就业机会,因事为制,才能最大化就业扶贫的增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