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次琦(1807——1882),字子襄,号稚圭,广东南海九江人,人称九江先生,晚清著名学者。次琦幼慧,早年谒粤知府仪征阮元,阮元惊为才子。年三十三,举于乡;四十一,成进士,即用知县,签发山西。咸丰二年,署山西襄陵,政化大行,晋民感其恩德,筑祠以祀之。年五十辞归故里,后讲学于礼山草堂,垂二十余年,远方从学者众,弟子中最负盛名者有康有为,简朝亮等。次琦学养深厚,著述等身,惜其晚岁皆焚之,其门人简朝亮搜其所遗诗文都十卷,刊曰《朱九江先生集》,后又撰年谱一卷,列于卷首。因无著述传世,故后人论述颇少,今据其弟子所为文集,撮其论学语,对其学术思想作一研究,并将其学术思想置于时代背景下进行深入考察。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梳理朱次琦的生平经历及学术渊源。次琦生于晚清之粤地,岭南绵长的理学渊源和良好的家庭氛围及特定的时代背景深深地影响着次琦的治学,也为其性格和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为实现抚民之愿,济世之志,救国之心,在“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上,次琦客场奋斗数十年,摄职从政后,功绩卓著,誉满晋中。但他自知官场险恶,河清无日,遂激流勇退,归乡隐居,以讲学终其身。居乡期间,经世济民之志未泯,仍关心时政且勤于著述,惜其晚岁病革时以一炬焚之,实为儒林一大损失。次琦辞官归乡及自焚书稿之缘由,论文颇多涉及。 第二部分:分析朱次琦修身读书论及其实质。修身读书论包括两个方面,即修身“四行”论与读书“五学”论。修身“四行”指的是惇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此四者环环相扣,逻辑严密。次琦修身论以发挥程朱理学的道德论而见长,其中重“践履”的思想也得以体现,在晚清国势日蹙的局势下,具有特殊的意义。次琦修身论对康有为影响颇深,康长兴讲学时所提倡“四据”(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亦由此而来。读书“五学”即谓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此五者,前贤略有涉及,而次琦重提之且颇多论述,其意在通过挖掘“五学”中的经世致用因素,来纠正当时学术之弊病,从而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这一治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宣教化,易风尚的积极作用。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部分:重点解析朱次琦对理学的认识。次琦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天翻地覆之变,在经历了内忧外患的重重进逼之后,传统士大夫意识深处的经世致用观念勃兴,在次琦理学思想中即渗透着对世事的感慨和时事的担忧,其对朱子学的尊崇,对阳明王学的批判,对考据学、汉学的讥讽,对实学孔学的扬弃,对经史的至爱都折射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