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的互动已经对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理论提出变革的要求。在没有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中,通过国际制度而达到的全球治理,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正是在全球治理视野下,从非正式国际制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G20的研究,论证在当今国际社会,发达国家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的变化过程,正是全球治理从单一模式向多边模式转型的过程。全球治理的实践先于其理论,但全球治理多边模式机制化的进程却迟于国际格局重塑的进程。G20体现了一种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的转移过程,但政治权力的转移滞后于经济权力的转移。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有所上升,更准确地说,是新兴国家获取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就是经济权力,但话语权不一定完全有效,这个有效性就是政治权力,实现话语权的有效性将会是一个缓漫的过程,即发达国家让渡其主导国际秩序的权力,需要在新兴经济体均势力量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后才可能实现。本论文的主体共分为八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导论。这部分内容包括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手段、论文的基本架构与创新点。第一章,全球治理的理论、实践及全球治理模式转变的必然性。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全球治理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国际政治理论,而是目前国际政治中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全球治理是否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发挥其效应,主要取决于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接近的可能性和程度。现在世界政治的问题在于,全球公共问题的大范围增生挑战着既有国内制度的效能和国内秩序的稳定性。这些问题早已突破并逃避民族国家主权管辖,活跃于管辖权严重缺位的国际社会空间中。成功地全球治理需要国际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紧密的合作与配合,而不能相互抵触与冲突。这对全球治理提出双重挑战,也即既要确保国际制度安排的公正和效率,也要确保现实世界中的多样化国内制度能够接受国际制度的约束。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全球性问题和民主化进程要求世界上更多有影响力的国家共同参与治理过程,为全球治理模式转变提供了动力支持。第二章,G7/G8模式下的全球治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西方大国为应对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恶化,形成了G7机制,这一机制是以西方大国经济利益为轴心的单一治理模式。它所制定的全球议程就是西方联盟利益在世界范围实现的外在表现。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入盟G7改变了G7单纯发达国家成员成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全球治理议程,从而打破了G7单一治理模式。但是,俄罗斯尚无力左右全球治理议程,所以,这只是全球多边治理模式的开始。第三章,金融危机与G20的创建。本章主要阐述了G20的起源、构成、成员资格、任务、作用、运作机制等,展示了全球治理多边模式形成与加速的轨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国际金融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西方发达国家参与,还需要有影响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参与,从而产生了作为“一种系统内的重要的国家之间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体系框架内的非正式对话机制”的G20,这是全球治理多边模式的形成;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改变了国际格局,这是全球治理多边模式的加速。第四章,多边治理模式的G20。全球金融危机的真实意义在于:使自资本主义以来的“西方民主”的话语“霸权”得以真正被改变。一个真正意义的世界多元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将在更高层次上显现;世界发展的领导力量,将不再仅仅是以美国为首的“G7”国家,“G20”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涉身其中;在新兴经济体实力日渐凸显的形势下,新的国际格局展示了新的全球治理模式。G20从自身议题多元化与领导人峰会两方面彰显了其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地位,展示了其多边全球治理模式的功能。第五章,G20治理模式的缺失。G20作为一种新生的治理模式,需要面对不断变动的全球性问题,制定新的全球议程,处理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G20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代表世界各国的全球治理机构,但它需要完成代表世界各国制定的全球治理议程,这使它无法跳出灵活性与代表性缺失的困境。所以,G20只能在其机制框架内寻求一定程度的突破,这种突破有四个切入点:将提供“远虑”和解决“近忧”相结合,寻求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力量的平衡点,定位好G20自身与联合国的关系以及处理好G20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关系。第六章,G20治理模式与中国的大国之路。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与国际地位的提高,要求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具有对称性话语权。G20机制为崛起中的中国参与世界对话提供了合适的国际平台,有利于中国扩大自身的全球视野,有利于中国对国际社会合理地提出自身的利益诉求,有利于中国参与新的国际规则与世界秩序建设。第七章,在上述各章分析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并对未来的后续展望研究指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