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商会是因应时代变革的产物。从1902年上海成立商业会议公所起，至1949年新政权工商联对商会的接收，近代中国商会历时近半个世纪，跨越了晚清、北洋和国民党南京政府三个时期。商会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既有的商会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晚清民初，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前十年(1927～1937)成果相对较少，1937年以后的商会史研究基本处于拓荒状态。有鉴于此，本文以档案和报刊资料为研究基础，试图揭开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中国第一商会——上海市商会的神秘面纱。文章截取1945～1949年上海市商会命运的最后五年为研究对象。在宏观视野上，将其置于抗战胜利后中国转折时期的历史场景，力图在国共内战的大环境中观照商会的运作机制与相关活动。在微观视角上，本文尝试突破以往商会史研究重组织而轻个人的倾向，在勾勒粗线条框架的同时，尽量将笔触透过团体组织而贴近那些活跃在背后的人物及复杂的人事关系，探讨他们如何利用地方性的各种资源包括商人组织在社会中调适生存。抗战胜利后，鉴于上海重要的经济地位，国民党立即派员对汪伪商会进行接收，并在较短的时间整合资源重建上海市商会。国民党政权一直试图通过商民运动的方式控制民间商人社团，这次接收更提供了一个“洗牌”的良机，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整合改组商人组织而贯彻党的控制意图。党渗透和控制商会的手法主要是发动和支持“党员商人”或靠拢国民党的商人当选商会理监事，并通过商民运动左右工商同业公会的动向。然而，不能因为国民党对商会的渗透和控制就简单地否定了商会的民间性，在党性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上，商会中这些“党员商人”等核心人物的权重仍放在了自身及地方经济利益方面。这反映在南京政府后期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中，商会对南京政府竭泽而渔的苛捐杂税已不再配合，并不但抨击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商会的民间性及其商人立场并未因党的控制而改变，相反，商人精英通过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利用党的组织资源进行干预国家政策的广泛活动。在四十年代后期的动荡时局下，上海市商会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领域都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活跃。在经济方面，作为介于国家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中间经济组织，商会在宣导国家经济政策和工商法令、维护民间商人的经济利益、稳定市场秩序和协调劳资纠纷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政治方面，早在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期间，上海市商会即以民间社团的立场呼吁国共双方和平建国。内战爆发后，随着国共势力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上海市商会的政治立场也数度游移，体现了商人“知时善变”的特性。在地方政局中，市商会通过民意机构参议会来影响政府施政；在中央政治中，市商会通过发动全国商界乃至职业界争取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的名额，实现商人的参政议政。在社会事业方面，后期的上海市商会同样表现了不甘堕落的雄心，在战争的废墟上恢复商品陈列所、举办国货展览、重建商业职业学校和补习夜校、复员社会童子军团和创办绿营联谊社等。上海市商会对现代报刊和新闻传媒的作用也相当注意，以《商报》为喉舌，扩大了自身的舆论影响力。然而，由于内战的时局及国统区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上海市商会虽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其绩效却只能是有限的。此一时期，随着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和“经济工业化”口号的提出，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工业会法》，在全国各省市成立与商会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工业会”。工业会成立后，将原属于商会的工业同业公会及机器动力工厂会员纳入旗下，形成“工”与“商”的分野，结束了近代中国商会长期工商不分的一统局面。由于工业会是由商会分化而出，这势必削弱商会的组织力量，使商会的地位更加江河日下。工业会与商会既是工商合作的关系，又有着不可避免的竞争，二者之间关系微妙。但单就上海市的个案来看，工商“分流”并不彻底。由于工业会与商会在人事上的互融互渗，两会在危急的关头又往往立场一致，共同行动。国共政权交替之际，围绕着如何应对新的环境，上海工商资本家阶级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工商界人士撤往香港，观望事态的发展；一部分则继续留在上海，准备与新政权合作。中共此时加强了对民主人士和工商资本家阶级的统战工作，并宣传新政权将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共产党军队占领上海后，商会与工业会组成临时工作联合小组，配合新政权恢复经济秩序。商会、工业会最终为工商联取代，是共产党政权经济政策的直接结果。新成立的工商联把统战性放在了首位，是党和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环节，其民间性的特点已退居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