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时期,经济体制的变化引起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伴随这种变化,基层社会管理中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干预方式都有所变化,社会自我管理有所发育。但是,由于中国基层社会一直缺乏较为独立的自治精神,因而自治能力始终无法完全发育成熟,国家管理与基层自治未能实现良性互动。基于对基层社会自治精神的寻求,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自治特点的《吕氏乡约》为研究对象,以国家与社会理论为研究范式,通过对乡约所承载的儒家礼治思想进行阐发,分析《吕氏乡约》的实践特点,最后,在论证其基层自治思想的同时也阐述对当前基层自治的一些思考和建议。同时,作为君主专制时代里的人民公约,《吕氏乡约》通过在基层社会践行儒家礼治思想,用道德约束和同人共勉的方式,在追求“外王”与实现“内圣”之间开辟出了第三领域,引发了人们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思考。基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与西方世界在历史与现实上的显著差异,本文在论证《吕氏乡约》自治思想的同时,认识到它的自治实践是对国家与社会的合视,而非“分而视之”。因此,本文又对国家与社会理论及由它衍伸而来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的应用进行反思研究,其目的除了理清该理论对重塑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作用之外,还希望本研究对构建中国本土化理论话语体系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