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官方统计和众多学者研究结果都表明我国的隐性经济问题较为严重。隐性经济的隐蔽性较强,通常不易测算到,但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还是通过直接法和间接法测算对隐性经济规模进行测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外的学者的研究表明导致隐性经济活动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和制度层面。改革开放后,我国存在“高增长、高腐败”的双高现象。“十八大”以后,我国外部的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政府的反腐力度不断增强,落马的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数量不断增多。近年来,我国各省级政府财政信息也越来越多,不断提高政府财政信息透明度,不仅为建设廉洁政府、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财政透明度、官员寻租等因素与我国隐性经济规模的关联性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本文按照影响隐性经济规模的因素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与归纳,并进行文献综述,找出研究的进展和不足之处,确定本文的研究方向。然后,本文在原有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分别论述了财政透明度、官员寻租影响隐性经济规模的机制,构建了理论模型,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随后,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MIMIC)测算了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06-2014年间的隐性经济规模,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然后,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FE)和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在实证层面上证实了财政透明度、官员寻租等因素影响我国各地区隐性经济规模的机制。最后,本文对理论部分和实证部分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阐明了政策建议。基于上述分析得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1)我国各地区2006-2014年间的平均隐性经济规模在13%-17%之间,近些年呈现下降趋势,东北地区的隐性经济规模相对较小;(2)我国不同地区的隐性经济的成因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点;(3)官员寻租与隐性经济规模存在倒“U”型的关系,即同时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4)财政透明度对隐性经济规模的影响存在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即提高财政透明度能直接抑制隐性经济规模,并且能通过降低官员寻租水平和改变官员寻租与隐性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两个渠道抑制隐性经济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