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是明代前中期的文坛领袖,历来的研究者多留心对于其诗歌创作的研究,而对于其诗学思想的研究则稍显用力不足。但是纵观明代诗学的发展,我们发现,李东阳诗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大体上也是他之后明代论诗者所着力探讨的问题,由此,可以思考其诗学的影响性。同时,李东阳的诗学也是在继承前人诗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首先,李东阳诗学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他受前人诗学思想的影响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严羽以来的诗论家,其论诗多将盛唐诗作为最高的诗美理想,进而形成了“宗唐抑宋”的学诗倾向；二是,诗学辨体意识的日益强化。由于当时诗坛诗、文界限模糊造成了“诗味”缺失的创作状态,诗论家们多注重对文体的辨析,认为只有将文体的界限廓清了,才能够为诗歌的健康发展找到正确的路径；三是,对于诗歌真情的追求。由于文体不辨,导致诗歌丧失了其所以为诗的“本色”,大多数诗歌充当了歌功颂德、载道施教的政治工具,对于诗歌真情的追求几乎无人顾及。有鉴于此,诗论家们从恢复诗歌的言情本质入手,重视对诗歌真情的追求,以此来指导诗歌的创作。其次,虽然李东阳的诗学思想受前人理论的影响,但是其的诗学理论更多的是自己多年创作经验的总结和对诗学发展积极思考的结果。李东阳的诗学思想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诗、文辨体。在他看来,诗、文的差异大致体现在其文体功能、表现手法和语言特征等方面；二是格调说。李东阳“格调说”的核心是对“调”的重视,也即“以声论诗说”。认为“声”是诗的本质属性,又从如何创作出合“格调”的诗歌,论述了诗歌的创作方法,同时也用是否合“格调”来对具体的诗人诗作进行品评鉴赏；三是崇唐抑宋的诗学倾向。可以说李东阳的这种诗学倾向,比继他之后出现的“诗必盛唐”的学诗倾向显得更具通融性和包容性。他不仅仅取法盛唐,对宋元诗歌的优秀之作也给予了相应的褒奖；四是对诗歌真情的追求。这其实是“格调”说想要实现的最终的理想的诗美效果。但是由于受时代氛围的影响,李东阳的真情并没有突破儒家传统诗学“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和”情感说的藩篱,远没有达到那种对个人性情自由抒发的程度,但是他对民歌的重视,却又是难能可贵的。李东阳诗学的这四个方面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对辨体的重视,格调的强调,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诗歌的独立地位,突显诗之为诗的本色,进而确定诗法对象,而这一切最终的旨归是能够创作出感情真挚,音韵和谐,富于诗味的诗歌作品。最后,李东阳诗学思想对明代中后期诗学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大致体现在以下理论问题的探讨中。一是,从格调到神韵的理论发展。格调说在经历了前后七子的发展后,暴露了其理论上的弱点,而当时诗歌创作的现状也甚是堪忧,鉴于此胡应麟提出了“神韵说”,他的理论一方面继承发展了其之前格调理论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弥补了格调说的理论不足；二是,崇唐抑宋的诗学倾向经历了“诗必盛唐”的极致推崇后,在末五子那里又发展成了取法多样的,富于通融性的学诗取向；三是,诗歌真情说。对诗歌真情的追求成为诗论家的共识,同时他们越发重视对一己之情的抒发,尤其是冯梦龙,他将民歌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整体看来,虽然李东阳的后学对其的诗学理论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其理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是诗学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