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与控制之间的冲突是大学、政府关系的永恒矛盾,如何认识和处理二者关系成为现代大学制度建构亟须解决的问题。政治权力主导的社会客观场域形塑了我国权力本位的文化、制度和认知心理惯习。权力本位或“官本位”的性情倾向系统以命令和绝对服从为内在逻辑,只重秩序而轻视自由、只重义务而忽视权利,监督与制衡的不在场导致了权力的大而无当和无所不能。就我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现状而言,政治权力逻辑僭越大学知识逻辑,妨害教育自由权利的现象并不鲜见。当今社会正处于日益走向权利的时代,在“权力-权利”的谱系中,权力本位应予以摒弃,权利本位才是必然的选择。本文的写作既是基于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理论追寻,也出于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实践思考,并试图解答以下疑问：大学自治与政府控制矛盾背后的价值动因何在；自由、秩序价值冲突的实践原则是什么,又是如何发生和运作的；边界清晰的大学场域有何运行逻辑,大学与国家“元场域”之间、大学场域内部行动主体之间存在何种冲突；为何以及如何实现权力的权利转向,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怎样付诸实施等。因循由理念解析到实践操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解决思路,本研究共分作五章：第一章,引论。后发外生型的我国大学是行政权力主导、干预运作的产物,被视作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长期处于服从和被支配的附庸地位,权力逻辑对学术逻辑的僭越导致大学丧失独立地位、缺少自治空间。宪政原理告诉我们,良序社会应当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保持适当张力,关键是政府干预下的个人选择空间不能因之缩小。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人的心智才能完满地发展,知识和智慧才能不断地积累,大学才能具有创造性。第二章,自由-秩序：自治与控制矛盾的价值动因。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选择,秩序与自由这对具有互补性的价值取向,在政府与大学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着普遍而深刻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政府干预与大学自治之间的冲突。政府遵从官僚体制的秩序逻辑,注重公共利益的协调和对组织的绝对忠诚,服从等级权力,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旨趣；大学则遵从知识逻辑,尊重专业知识的独立性与内在规律,服从知识权威,在与社会保持一定“心智”距离的基础上冷静、自由地批判流行理论和正统思想。当然,大学以自由为存续逻辑,并非意味着大学没有或拒绝秩序,事实上,大学的自由恰恰是自发秩序与计划秩序双向建构的结果。同样地,政府奉秩序为圭臬,并非意味着对自由的疏离,而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保护自由权利为宗旨,以期最终实现自由秩序。政府控制与大学自治这对高等教育的永恒矛盾,正是在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双重维度之间展开的博弈。第三章,双重性格：自由-秩序价值冲突的实践原则。权利与权力是自由、秩序两种价值的现实表达和实践方式。权力的目的在于某种确定性秩序的形塑,自由的发生、发展和运作则是权利的领地,换言之,自由是权利的本质,权利是自由价值的实践原则。高等教育场域中权力与权利的冲突表现为大学的双重性格,即“权力性格”与“权利性格”。“权力性格”是大学对政治适应性的规定,福柯认为知识与政治权力有内在的关联,如果说监狱通过戒律驯服肉体和精神,那么大学则通过学科规训个体的身体和思想,使之服从政治权力。布迪厄则认为教育建构了社会现实,知识建构的过程也是确认、传承和维护现有社会秩序及其认知结构的过程。“权利性格”决定了大学以学术自由为逻辑的保守性和对抗性,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不仅仅是复制官方知识的过程,更是生产真理与正义的过程。知识分子通过专业自主对既有知识的片面和谬误加以修正,而且在日常公共生活中敢于向权力言说真理,批判和省思当下的价值以及人类的生存样态。第四章,权利本位：大学场域的权力冲突及其转向。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探讨实质上是一种关系研究,概念的真正涵义来源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具体场域中才能获得相关概念的意涵。大学作为社会空间结构的历史性存在,是围绕知识生产、传承与创新而展开,以价值引导和人的德性养成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场域研究有助于克服大学边界模糊和独立性缺失的认识弊端,并为大学内外部关系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同时,将大学视作具有自身运行逻辑和边界清晰的知识场域,进一步回答了“大学是什么”的本体论命题。大学具备场域的冲突特质,表现为学术与行政权力之间的扦格,我国大学学术权力面临着场域内外行政权力的双重规制,场域内部的行政权力来自国家“元场域”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授权,二者是同质同构的。场域研究范式为学术与行政权力的冲突提供了两种研究视角,即政府与大学关系的视角和大学内部治理的视角。前者表现为政府公权力与大学学术权力之间的冲突,后者则表现为政府授权的科层组织与学者社团之间的矛盾。冲突无疑是场域运行的动力原则,但失去引导的冲突将影响组织目标的达成,冲突旨在某种确定性秩序的形塑而非失序和混乱,权力冲突本身并非目的。就大学场域而言,必须符合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教育逻辑,协调权力主体间的关系,及时化解各种矛盾、保障学术权利。第五章,走向共同治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制度路径。抛开利益而言说权利,权利必定是空乏无效的,利益乃是权利的目的和价值依存,利益永远是权利形成的动机。大学场域囊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根据投入-产出理论,依附于相应资本的主体,即国家、科层管理者、市场和学者均拥有不同的价值主张和利益取向。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大学视为利益相关者缔结的契约网,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大学场域不同资本/权力主体的冲突与融合、斗争与合作、妥协与共同决策提供了适切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指导下,我们将明晰“谁”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问题。美国大学拥有成熟的治理理论与实践经验,共同治理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推向全球的一个最有价值的出口。独立法人制度保障了大学的自由与独立,使其处置内部事务免遭外界干扰,为保护大学最大限度的自治和政府最小程度的干预提供了合法的制度安排。董事会是大学的法人代表和最高权力机构,它与政府、社会保持灵活的沟通,并积极倡导大学的社会责任,是保障国家监督,政府参与管理和实现大学自治的重要机制。与此同时,董事会还负责大学事务的总体规划与管理,协调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教授会虽然置于董事会监管之下,但由于采取了不干预和向下授权的方式,从而保证了教授会的学术自由与独立。可以说,“法人-董事会制度”的共同治理机制对完善我国大学治理结构、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