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翻译研究主要停留在语言层面,讨论两种语言之间的对等贯穿始终。进入七十年代,翻译研究者发现翻译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它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的编码解码,而是受到社会、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自此,翻译研究开始经历“文化转向”,由传统的语言学视角向文化视角转变。安德烈·勒菲弗尔把翻译研究置于宏大的现实背景下,他认为,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译者身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工作,他的译文必然与这个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即改写,意识形态和诗学会制约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改写过的作品又会对意识形态和诗学产生影响。《福尔摩斯探案集》是侦探小说的经典之作,自面世也来,被无数次改编,搬上大荧幕。清末民初,面对国家积弱积贫的困局,无数仁人志士试图探索救国之路,集悬疑、文学性和现代医学、化学、物理学等为一体的侦探小说成为西学东渐的主力之一。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不仅会影响到翻译素材的选择,也会影响译者翻译策略以及文学手段的应用。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以及其在清末民初时在中国的译介历程,第二部分是理论支撑,着重介绍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以及影响和制约翻译的两大因素意识形态和诗学。第三部分通过举例详细论述意识形态和诗学如何影响清末民初《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翻译策略。第四部分阐述清末民初《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中文译本对当时的社会以及中国文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