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会损害烟民及其周围人的身体健康,每年有超800万人因烟草丧命。近年来,在全球新冠疫情的笼罩下,吸烟者患COVID-19重症和死于COVID-19的风险高出常人50%,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公共卫生威胁,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控制烟草流行已经成为了各国政府的共识。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烟草严重侵害了我国人民的健康。为了控制吸烟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我国政府于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以下简称《公约》）,切实履行控烟职责。《公约》强调税收是控制卷烟消费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自签订《公约》以来,我国分别在2009年和2015年进行了两次卷烟消费税改革,其中2009年的改革并未对卷烟价格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控烟的效果,2015年卷烟消费税改革首次实现了卷烟的价税联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卷烟消费,但因为分层效应和“内部替代效应”的存在,控烟效果乏力。2016年我国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的吸烟率要降低到2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卷烟消费税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本文的主旨是评估2015年卷烟消费税改革所带来的控烟效果,分析阻碍控烟目标实现的因素,探讨如何通过税收手段提升我国整体的控烟水平。首先本文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以税控烟”的实现路径,指出价税联动和需求弹性非零是前提条件,基于我国烟草生产销售的垄断以及多品牌多价格的市场特征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认为2015年的卷烟消费税提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卷烟消费,但是分层效应和“内部替代效应”弱化了控烟效果。接着梳理了卷烟消费税的历次改革以及现行政策,呈现了2015年卷烟消费税改革前后的基本事实,改革使得卷烟价格明显上涨,卷烟产销量与吸烟率下降,卷烟销售结构有所变化。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基于短视成瘾模型,使用北京大学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借助2015年税率调整对价格的冲击,发现价格指数每上涨10%,烟民平均每天将减少吸烟1.5支;在进一步分析“以税控烟”产生的分层效应时,本文发现不同的消费群体具有不同的需求价格弹性,面对统一的价格调整政策时,表现的需求行为有所差别,具体来说,在收入越低的群体、退休年龄段的群体、农村群体、已婚以及与未成年子女同住的群体中政策起到的控烟效果越好,证实了分层效应对政策效果的弱化作用;接着本文基于省级层面2011-2016年五类卷烟的销售增长率数据,结合按照收入分类的各微观家庭的食品支出数据,检验了卷烟“内部替代效应”的存在,解释了为何对中等收入群体控烟效果弱于低收入群体的原因,并基于吸烟者未成年子女的健康状况,指出在政策引导、利他主义的子女抚养行为下,这种阶层间有差异的政策效果可能会使得健康的代际传递失衡。本文在丰富有关政策效果评估的同时强调税收政策因势利导的作用,为今后卷烟消费税税收政策的制定,引导消费结构均衡化升级,实现全民健康提供理论参考。未来应当进一步提高卷烟消费税税率、调整结构、扩大征税范围,并逐步优化控烟配套设施,为全球控烟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