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制度创设以来，虽然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作为法律依据，时至今日，劳动教养制度的问题和弊端日益显现。笔者在试对劳动教养制度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为劳动教养设计替代性措施。 笔者认为，劳动教养主要存在三大方面问题：首先，劳动教养的性质问题。目前对其性质的认识尚不统一，在性质尚未有定论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令人怀疑：其次，劳动教养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教养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仅仅是一个“准法律”、“准法规”，其法律地位是不明确的，不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最后，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问题。劳动教养规范性文件与《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规定相抵触。且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内容不一致，其法律依据不足。 笔者认为，劳动教养存在三大方面弊端。首先，实体上存在弊端。劳动教养严重违背处分法定原则，对象和适用条件也缺乏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且与其所对应的“过”不适应。不符合司法公正原则，在实践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执行制度也与刑罚趋同。其次，劳动教养程序上存在弊端。劳动教养缺乏证据标准和要求，在证据法上存在缺陷。在审批方面，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名存实亡，在审批程序中，也存在严重不当，缺乏公正性。最后，劳动教养监督、救济方面存在弊端。负责复议的机构不具备最基本的中立性，很难对劳动教养的决定作出全面、合理的审查，且行政诉讼作为劳动教养的司法救济形同虚设。 目前劳动教养存在很大的问题和弊端，因此，其废止势在必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出路在于犯罪化—即改变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性质，通过刑事立法，使其微罪化，这是弥补我国刑法结构性缺损的需要，是严密我国刑事法网的需要，也是劳动教养法制化的需要。 笔者认为，劳动教养犯罪化具有以下三大依据。首先，从理论角度，刑事制裁的多样化要求劳动教养犯罪化，劳动教养一旦犯罪化后，就使我国刑事制具备二元机能，刑罚以惩罚己然之罪为本，而劳动教养的防止再犯为主，使行为刑法与人格刑法合为一体。刑事责任多元化也要求劳动教养犯罪化，以充实我国刑事责任的种类，增加非剥夺自由刑的含量，使我国刑事责任体系的设立更严密。其次，从现实的角度，劳动教养人员的构成特点，权利保护的现状，要求劳动教养犯罪化。从物质基础、外部环境以及主体素质等条件看，犯罪化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最后，从法律依据的角度，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与非刑罚方法的兴起，以非刑罚方法作为刑罚的补充与替代措施，为各国重视。而我国应在刑法中设专节规定非刑罚方法，将劳动教养改革成一种非刑罚方法。 笔者认为，劳动教养犯罪化过程中，应关注四大问题。首先，是传统刑法理论与劳动教养犯罪化问题。传统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原因，犯罪构成以及罪刑关系的认定，揭示了犯罪产生的根源，刑事责任的归责基础以及犯罪和刑罚的关系，但都失之偏颇，而犯罪化则是突破了传统理论上的局限。其次，是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与劳动教养犯罪化的问题。定量因素是把“数量大小”、“情节轻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按现行的犯罪概念，劳动教养是难以犯罪化的，但由于定量因素的存在，造成形似公平实则不公的现象，因此，定量因素不能成为犯罪化的障碍。再次是权利保障，犯罪控制的关系与劳动教养犯罪化的问题。劳动教养犯罪化有利于公民权利的保障，较之片面追求效率而置公正于不顾的行政程序而言，是平衡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需要。最后，是诉讼公平，办案效率的关系与劳动教养犯罪化问题。犯罪化满足了诉讼公平的要求，但影响办案效率，当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时，简易程序的设计也不失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