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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制度创设以来,虽然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作为法律依据,时至今日,劳动教养制度的问题和弊端日益显现。笔者在试对劳动教养制度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为劳动教养设计替代性措施。 笔者认为,劳动教养主要存在三大方面问题:首先,劳动教养的性质问题。目前对其性质的认识尚不统一,在性质尚未有定论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令人怀疑:其次,劳动教养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教养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仅仅是一个“准法律”、“准法规”,其法律地位是不明确的,不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最后,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问题。劳动教养规范性文件与《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规定相抵触。且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内容不一致,其法律依据不足。 笔者认为,劳动教养存在三大方面弊端。首先,实体上存在弊端。劳动教养严重违背处分法定原则,对象和适用条件也缺乏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且与其所对应的“过”不适应。不符合司法公正原则,在实践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执行制度也与刑罚趋同。其次,劳动教养程序上存在弊端。劳动教养缺乏证据标准和要求,在证据法上存在缺陷。在审批方面,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名存实亡,在审批程序中,也存在严重不当,缺乏公正性。最后,劳动教养监督、救济方面存在弊端。负责复议的机构不具备最基本的中立性,很难对劳动教养的决定作出全面、合理的审查,且行政诉讼作为劳动教养的司法救济形同虚设。 目前劳动教养存在很大的问题和弊端,因此,其废止势在必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出路在于犯罪化—即改变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性质,通过刑事立法,使其微罪化,这是弥补我国刑法结构性缺损的需要,是严密我国刑事法网的需要,也是劳动教养法制化的需要。 笔者认为,劳动教养犯罪化具有以下三大依据。首先,从理论角度,刑事制裁的多样化要求劳动教养犯罪化,劳动教养一旦犯罪化后,就使我国刑事制具备二元机能,刑罚以惩罚己然之罪为本,而劳动教养的防止再犯为主,使行为刑法与人格刑法合为一体。刑事责任多元化也要求劳动教养犯罪化,以充实我国刑事责任的种类,增加非剥夺自由刑的含量,使我国刑事责任体系的设立更严密。其次,从现实的角度,劳动教养人员的构成特点,权利保护的现状,要求劳动教养犯罪化。从物质基础、外部环境以及主体素质等条件看,犯罪化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最后,从法律依据的角度,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与非刑罚方法的兴起,以非刑罚方法作为刑罚的补充与替代措施,为各国重视。而我国应在刑法中设专节规定非刑罚方法,将劳动教养改革成一种非刑罚方法。 笔者认为,劳动教养犯罪化过程中,应关注四大问题。首先,是传统刑法理论与劳动教养犯罪化问题。传统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原因,犯罪构成以及罪刑关系的认定,揭示了犯罪产生的根源,刑事责任的归责基础以及犯罪和刑罚的关系,但都失之偏颇,而犯罪化则是突破了传统理论上的局限。其次,是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与劳动教养犯罪化的问题。定量因素是把“数量大小”、“情节轻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按现行的犯罪概念,劳动教养是难以犯罪化的,但由于定量因素的存在,造成形似公平实则不公的现象,因此,定量因素不能成为犯罪化的障碍。再次是权利保障,犯罪控制的关系与劳动教养犯罪化的问题。劳动教养犯罪化有利于公民权利的保障,较之片面追求效率而置公正于不顾的行政程序而言,是平衡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需要。最后,是诉讼公平,办案效率的关系与劳动教养犯罪化问题。犯罪化满足了诉讼公平的要求,但影响办案效率,当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时,简易程序的设计也不失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