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政令畅通是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通过政令的统一、上下的畅通，可以有效的维持封建统治。明初也像历代王朝一样设有一套机构部门来保证政令的畅通，而且明初政令的形成、传递、监控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体系。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政治形势动荡不安，派系林立，政令畅通不力。所以他竭力要解决元末“委任权臣，上下蒙蔽”的亡国教训，力图“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初统治者在政令的形成、传递、监控，实行一系列改革，来实现政令畅通。首先，朱元璋在废相权，升皇权后，皇帝的谕旨成为最重要、最主要的政令，又通过内阁参与决策，廷议，皇帝最终决断的形式，形成政令。明初的政令虽全由皇帝意志构成，但内阁的参与、廷议的实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令的正确性。其次，为保证政令的畅通，明初统治者创设通政司来沟通政令，而六部、巡抚、三司及府州机构也赋之政令畅通的职责，四通八达的驿站则构成了政令畅通的网络。再次，明初统治者以都察院及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按察司来行使监控政令畅通、确保政令得到贯彻执行的权力。以上就构成了明初政令畅通体系，这一体系起到了政令畅通，与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得到巩固加强的作用。但是，由于明初政令本身就取决于皇帝，政令实质是皇权的体现，因此政令正确与否也取决于皇帝，皇帝的勤政与否又与政令畅通密切相关，这就为明中期以后政令取决于宦官或内阁，政令畅通体系遭到破坏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