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宋初进士科考试内容由重诗赋转向重策论的过程。　　 在讨论这个过程之前，笔者首先讨论了科举制度在五代宋初形成的基本精神，即“贡举公正化”的问题。“公正”作为北宋科举制度的基本精神，对进士科能否实现以策论代替诗赋起着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策论在客观评判标准上的不足，它始终都没有造成制度性的革命，因此它的地位的变化，其实一直都是在一个过程之中。　　 宋初，由诗赋转向策论的过程贯穿了两条基本线索：(一)国家政策的影响；（二）诗赋所代表的南方文化与策论所代表的北方文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　　 太祖在位时期，接续的是五代以来形成的尚质实的传统，奠定的用人基调是进厚重耆旧，抑新进浮薄，对于专尚文辞之士并无进用委任之意，而是留意于有助于治乱大道的经学。　　 太宗在藩府即爱好词章。即位以后，一反太祖“文章无用”的观点，广开科场，以诗赋取人。这种政策造成的后果是大量新附的南方士人以擅长诗赋进入政府，以至于冯拯有“江浙人专业诗赋以取科名”之不平。宋初通过科举制度确立起来的文治局面，也主要建立在文雅南方的基础之上。淳化五年，太宗下诏不许献诗赋杂文，对诗赋的重要性做了一次否定，引起一派来自北方的好古的士大夫对科举尤其是进士科的热烈讨论。这次讨论的结果是：(1)真宗即位初，以策论为考试内容的制科恢复；(2)咸平五年，进士科“先策论后诗赋”的问题成熟提出。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的是古文逐渐复兴的过程，丽进士行卷在这一过程中其实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按照时代特性，以柳开和王禹偶为中心讨论了这个过程。　　 澶渊之盟后，真宗一方面继续推进进士科的公正化，将封弥制引入礼部试，造成进士行卷的消失；另一方面，淳化以来的古文家在咸平年间相继凋谢，来自南方的、擅长词赋的杨亿却正进入他文学上的黄金时代。虽然真宗是一个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的皇帝，着意于兴教化之文，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大中祥符时代的到来，由于压制言论的需要，制科被废，进士科先策论后诗赋的问题也被搁置。直到天禧元年蝗灾之后，真宗有意作新，我们才能从鲁宗道和刘若冲的风采中看到庆历革新的征兆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