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是一门新兴学科，国外虽早有涉猎，但多集中于媒介批评实务研究，至于媒介批评理论，也多以闪光思想见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或法兰克福、伯明翰等学派的论述中，且主要作为文化批评的一部分。因此，从理论源泉上讲，作为媒介批评理论专著目前仍较缺乏。就我国而言，媒介批评实务研究虽成气候，但理论研究却很缺乏。而有关台湾媒介批评的系统研究，则几乎是空白。一直以来，台湾的大众传播学术界，对大众媒介的研究，一向偏重对媒介功能或效果的的角度，深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所采用的方法大多强调实证与量化的标准，大众传播范围与主题不免受局限，因此，这一时期的学者们积极引进国外一些学术的媒介批评理论，开启了台湾媒介批评研究的新视野，对媒介的理性思考也主要集中在大众媒介所生产的大众文化层面上。其中以黄新生著《媒介批评一理论与方法》一书较具代表性。黄新生认为所谓媒介文化是“媒介工作者在组织目标和利益指导下，经过集体创作的制式产品。同时，媒介文化也是针对大众市场所制造的文化货品。”，因此，媒介文化便具有“组织化与货品化”两个基本特性，在这两者的共同制约下，自然而然地，媒介所提供给大众的讯息，便带有特定的价值与意识形态。他将大众媒介文化比作“国王的新衣”和“麻醉剂”。台湾的媒介批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台湾的社会运动史。台湾媒介发展几乎都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在世界媒介发展史上实属罕见。由于台湾特殊的国际地位以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媒体始终处于矛盾的发展状态，这一特征在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则表现的更为明显。自1940年以来，大众媒体便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曾经是国家的传声筒，也扮演了反对运动组织和宣传的利器。台湾民主转型的诸多特性和成就，可以说都是拜高度发展的媒体之赐。媒体在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却丧失了其在商业利益面前应有的独立性。毫无节制的市场压力，可能和国家的政治干扰一样具有杀伤力。台湾的媒体，深受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本文试图从台湾几次比较明显的政治转型时期，寻找媒体的定位，并借此分析台湾新闻媒体在不同时期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