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发生转变,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下降而服务业比重逐渐上升。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投入贡献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态势下,传统劳动与资本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正在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企业技术层面的进步和创新。技术效率和前沿技术进步被认为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构成因素,诸多学者研究认为产业集聚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带动生产率提升,是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变量。然而,制造业集聚一方面给企业带来外部经济、竞争和创新效益;另一方面,城市规模的扩张带来资源稀缺和环境破坏严重的现象,集聚的“拥挤效应”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下降。学术界对于制造业集聚是否能促进生产率增长持有两种声音,多数学者研究认为制造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制造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门槛区间呈现梯度特征。可以看出,研究制造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基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制造业集聚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以及制造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初步判定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进一步通过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制造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同时为制造业集聚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首先,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用2000-2017年间我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18个二位数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以区位熵测度制造业集聚水平,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制造业集聚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集聚水平呈现“N”字型发展趋势,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最高,东北部次之,然后是中部,西部排在最后;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趋势,东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西部地区与其有一定差距,省份间集聚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都有一定差异。其次,本文探讨了制造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机制。一方面,制造业集聚会通过知识外溢、劳动力池、基础设施共享和中间投入品共享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过度集聚现象会超出制造业市场容量限制和环境承载能力,引起要素短缺、交通和生活成本上升等现象,阻碍企业的发展。在积极和消极的两种作用下,制造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再次,以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为被解释变量,制造业集聚水平为门槛变量和解释变量,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等为控制变量,运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不同集聚水平下我国制造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制造业集聚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这种效用存在门槛效应,当集聚度超过门槛值1.168后制造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用明显下降。此外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出口贸易和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而城市化进程和政府行为对生产率起到抑制作用。最后,本文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特点,提出合理提高制造业集聚水平,积极规划和引导制造业产业集聚方向,促进集聚区内企业合作和创新,建立合理的竞争机制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