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康熙六年(1667)清朝遣使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起,清代中越双方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在这一较为稳固的宗藩秩序的维系中,越南朝贡使臣的作用不可小觑。一届又一届的越南如清使部,在漫长的北上使程中,他们逐日逐程将沿途地方见闻、山川风貌、风土民情、酬答往来、官方活动等等行诸笔下,由此形成了一批存在于越南的重要汉文燕行文献。这些越南汉文燕行文献对于研究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沿途中国区域社会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广西与越南毗邻,处于中越交往的前沿,一应对清事务,均需通过广西题达清廷,所以历来受到使臣重视。作为越南如清朝贡的一条主要的稳定线路,经由广西省会桂林的朝贡活动,其作用更不待言。桂林为越南使臣朝贡途程中首个重要的省会城市,在这里使臣需要例行验贡,拜谒巡抚,投递回国文书等等。以此展开对越南使臣在桂林地区的活动进行深入探讨,不仅有利于细化中越朝贡关系的研究,透过在广西省城桂林所经历的严密而细致的朝贡礼仪秩序,加深对越、中朝贡制度及中越宗藩关系的解读。而从越南使臣在桂林的诗歌吟咏中,也能洞察身为异域使臣的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以及他们对桂林的认知和了解。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常常令越南使臣心驰神往,慕名而来的他们在这里题诗吟咏,寄情山水,抒发情怀,既彰显出越南使臣所具备的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亦可以从中体悟到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越南使臣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认同和以“中华自居”的他们在字里行间自然流露的“华夷”观念。尤其是越南使臣与桂林地方士人的诗文酬答往来,则进一步扩大了双方文人的交往范围与基础,成为中越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而其与桂林地方官员的唱和往来,不仅从细部反映了越、中朝贡往来的中国沿途地方接待制度,也突出了广西地方官员为保障中越宗藩关系的稳定所做的努力。当然,越南使臣桂林行程中对沿途关隘、城镇、建筑、交通、山水、风光、名胜、古迹、风俗等自然人文地理景观的诗文描述,以及与当地士人的诗文交流,无疑也为今天的桂林积淀了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具有重要的文物与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