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判项是指刑事裁判中涉及以罪犯财产为主要内容的判决事项,它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的财产刑,也包括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民事赔偿,还包括追缴赃物和没收违法所得等判项。在司法实践中,财产性判项存在着适用率高、关注度低、执行率低的问题,不仅影响了国家刑罚执行的严肃性,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为有效解决这一现实问题,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正式确立了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联动机制（以下简称联动机制）,将减刑假释与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相挂钩,对于解决执行难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维护法律权威、修复社会关系。为考察联动机制实践效果,笔者利用工作便利优势,对四川一所监狱深度调研,发现联动机制实施以来,监狱罪犯缴纳财产性判项积极性有明显提升,2018-2020年三年该监狱罪犯财产性判项全部执行率超过60%,联动机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联动机制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执行难问题,主要体现在覆盖对象有限,仅对需要减刑假释的罪犯才发生作用;联动机制激励作用有限,只能改变罪犯主观履行意愿,而不能改变客观履行能力;加之联动机制参与主体如法院、检察院、监狱、罪犯、受害方的各自利益诉求不一,导致联动机制配合运行不畅。究其原因,既有“前端”原因,即联动机制本身的原因,如无法准确界定罪犯真实履行能力,履行情况与减刑幅度挂钩标准缺失,家属代缴渠道不够通畅,缴纳情况等同于“确有悔改表现”等问题,还有“后端”原因,即联动机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财产调查保全机制缺失,财产性量刑标准不明,执行衔接机制不畅等原因。完善联动机制,需要从“前端”发力,弥合联动机制本身缺陷,进一步明确履行能力认定标准,准确界定“有完全履行能力”“有部分履行能力”或者“无履行能力”;要建立财产性判项缴纳金额与减刑幅度挂钩具体标准,将缴纳情况与减刑幅度量化,以合理引导罪犯预期;要畅通代缴渠道,方便罪犯家属缴纳,解决实际困难;要探索罪犯劳动报酬折抵制度,让罪犯利用自己劳动所得去履行赔偿、缴纳罚金。不仅如此,还要从“后端”发力,即要从顶层设计上考虑建立审前财产调查和保全机制,建立罚金减免制度,探索适用财产刑易科制度等,进行溯源治理,解决联动机制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以进一步破解财产执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