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摆脱政府本身所面临的诸如财政危机、信任危机、管理危机等困境，积极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诉求，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各国纷纷投入到了公共行政改革之中，力图寻找新的行政路径，行政模式和发展动力，使窘迫的行政活动重显魅力和生机，于是，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改造政府运动。在这场几乎席卷全球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中，治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新理论，成为了回应这一时代巨大变革的强劲的政治理论话语，在西方行政改革的实践中逐步获得了大家的共识，并显现出一定的成效。今天，中国为了适应社会发展，提高行政效率，加强经济建设，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低效的状态，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行政现代化的改革尝试中。虽然我国同西方国家基于不同的国情，行政改革范围、内容、模式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透过西方行政改革复杂性、差异性的表象，我们仍可把握中外行政改革共同的基调和相似的脉络。因而，本文力图以治理理论为逻辑起点，希望在充分阐释这个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西方政府改革的途径和方法，并以中国行政改革现代化为实证研究对象，寻求中国行政改革与治理话语的最佳契合，提出中国应建立一个理性化的政府，要从培育市民社会和中介组织、重塑政府角色、推行依法行政以及政府与公民双向互动这四个方面着手，在总结提高、改革创新的基础上，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善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