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对生命的价值思考，在哈姆雷特是“活着还是死去”，在中国士大夫则是“入世”还是“出世”。唐以前的士大夫确实一直处于此二者矛盾冲突的心灵僵局中，但是唐以后的文人们却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唐代是中国士大夫解决入世与出世之心灵矛盾的关键时期，是中国隐逸文化自觉化和理论化的时期，也是中国隐逸文化由成熟走向衰落的时期。在这一隐逸文化转型过程中，隐士们提出了“心隐”“中隐”等极具影响力的理论，也正是在对这种理论的自觉探索中，中国文人的隐逸价值观、隐逸心态、隐逸精神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至此建立起了一套成熟的心理平衡机制，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也由此趋向稳定。本文试图从隐士精神蜕变的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点浅陋之见。文章具体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和前代的对比，分析中国隐逸观念在唐代的发展及唐人隐逸的鲜明特色，突出唐代在中国隐逸史上的转型地位，然后分析唐代隐逸观的形成原因。 第二部分具体论述初盛唐人的隐逸：隐逸的地域分布、“两都隐逸群”的形成、“两都隐逸群”的隐逸方式和理论建树，突出初盛隐逸的理想主义精神。 第三部分论述中晚唐人的隐逸：隐逸的地域分布、“两浙隐逸群”的形成、隐逸方式和理论的变化，突出中晚唐隐逸精神的蜕变和失落。 概而言之，中国隐逸精神中理想主义的张扬与缺失，使中国隐逸文化由成熟走向了衰落，从而标志着一个文化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文化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