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通过对中国汽车产业FDI溢出效应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一方面可以验证在中国特殊的市场经济模式下,相关理论是否成立,也可以对于已有的FDI理论提供一个良好的补充。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中国汽车市场的外资战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争议也较大。中国的汽车产业发端于建国后,但真正的大发展却是始于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积极地融入国际市场,大量地引入外资。在汽车领域,则是推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来推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外资车企开始通过与中国车企组建合资公司的方式进入中国,中国汽车产业迅速发展,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成绩斐然。但是,伴随着外资的进入,中国汽车市场迅速被占据,内资车企遭到严重挤压,整车企业对外资的依赖与日俱增,这种局面不仅抑制了内资车企的创新动力,对于中国汽车产业的安全也造成了威胁。因此,为了客观地评价外资引入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影响,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充分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首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以及FDI进入后合资车企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梳理,并初步分析了FDI对中国汽车业的影响。为了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对FDI溢出效应的渠道进行了分析,但是只通过案例分析,不能分析FDI对中国汽车行业整体的影响,为解决此问题,本文通过使用GMM方法来测度中国汽车产业FDI溢出效应,并对能够影响FDI溢出效应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一、FDI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但距离、FDI来源以及吸收能力的不同,会对这一效应产生影响。本文运用GMM方法分析FDI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发现FDI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且这一结论是相对稳健的,不会因为TFP算法的不同或者个别变量的扰动而发生改变。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首先使用LP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回归,随后又使用OP法进行了回归测算,结论依然成立。而后分别加入了经济特区因素、出口因素和国企/非国企因素进行回归,结论也成立,证明FDI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有明显的正面效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但是,因为距离不同,FDI来源的不同以及吸收能力的差异,FDI溢出效应也会有所不同。首先,当距离较近时,相应的技术溢出效应会较强,反之,则较弱。因为技术溢出效应通常会通过知识溢出或者劳动力的转移而产生,这种情况下,越是接近跨国公司,就越容易获得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受益就越大。其次,FDI来源的不同,FDI溢出效应也会有所差异。当FDI是来自港澳台车企时,由于港澳台和中国内地在制度上和文化上的差异较小,港澳台车企自身的先进的管理流程和技术更容易被内地车企快速地学习和吸收,造成产品同质化,市场竞争加大。当FDI来自西方车企时,一方面是文化上的差异,另一方面西方车企技术更加先进,内地车企在吸收转化时所要的时间要更多,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学习过程,技术溢出效应整体上会较大。最后,吸收能力的不同也会影响FDI的溢出效应的结果。吸收能力越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越大,挤出效应越小。二、FDI的增长率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负向影响。FDI的增长率越高,即外资进入的速度越快,越不利于内资车企的发展。因为技术差距的存在,FDI进入时拥有巨大的优势,会对内资车企形成一定的挤压和排挤,内资车企的市场份额会急剧缩小,甚至退出市场。尤其当FDI以较快的节奏进入中国时,内资车企能做出的反应会较小,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外资车企的先进技术和经验,造成的结果就是,有外资合作机会的企业沦为外资的附庸,没有合资机会的则可能退出市场,此时,FDI对内资车企造成的伤害就远大于带来的收益,内资汽车产业面临全面滑坡。而当FDI以相对缓慢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时,内资车企会有较为充分的时间来学习外资车企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也可以相对从容地调整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通过不断地学习和积累,内资车企的实力不断增强,可以有效地面对来自外资车企的竞争。三、FDI对中国汽车产业以及相关企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FDI在促进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从产业层面来说,外资的到来,迅速挤占了中国的汽车市场,对于中国汽车产业的长远发展形成威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汽车市场都被外资所占据,最近几年,自主品牌虽然有一定的发展,市场份额也到了40%,但是比例仍旧偏低。同时,中国自主品牌的这部分份额主要集中于低端产品市场,单品利润极薄,造成国内众多车企的自主品牌事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需要依赖政府的补贴以及来自合资企业的利润。相反,外资主要占据高端市场,获取了大量的利润。同时,外资依赖自身规模优势,开始加大对低端市场的渗透,中国本土车企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从企业层面来说,汽车零部件市场因为开放度较高,外资渗透的也比较严重,很多企业都被外资挤出市场或者挤到产业链底部,从事技术含量小的一些生产活动或者代工。而整车企业由于股比限制的存在,消亡问题可以避免,但随着股比限制的放开,问题也十分严重,那就是内资车企对外企严重的依赖。虽然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但是除了个别车企,目前内资车企还是从各各方面紧紧依赖着外资,且这种依赖并没有明显的减弱迹象。四、FDI溢出效应与汽车产业政策和车企战略有较大关联性。当一国有较好的产业政策时,可以有效地引导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对FDI的挤出效应形成一定的抑制。在存在较大技术差距时,外资的进入必然会对内资车企形成一定的冲击,导致内资车企原有市场的减少,所以,为了保护国内相关产业,中国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性政策,这些政策对于保全中国自身的汽车产业起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些保护性的政策并没有随着产业的发展积极调整,反倒成了保护落后产业和落后产能的工具,导致企业对政府和政策都有着强烈的依赖,而不是去想办法增强企业自身实力,此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就会大大减弱,更多的是挤出效应。当企业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发展战略时,就可以对FDI的溢出效应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这里的发展战略更多指向企业的合资战略和自主品牌战略。当企业面对合资时,考虑的不是技术的获取,或者联合开发、联合开拓市场,而仅仅是想依赖对方的品牌、资金和技术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会较小,持续的时间也会较短,更长的时间内起作用的将是挤出效应。当企业坚持自主品牌战略,坚持自主创新时,则会存在较为显著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相比于已有文献的研究,本文在研究时,更注重理论与特定行业的结合。一方面梳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根据理论来更好的认识现实中的具体现象,以实现理论和现实的有机结合。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一、由于FDI溢出效应的特殊性,使用数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时,更多的时候只能论证FDI溢出效应的存在性问题,而对于FDI溢出效应发挥作用的渠道很难用模型分析,使用案例分析时,又不能展现FDI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整体影响,为此本文根据汽车行业的自身特征,结合相关理论,采用计量分析与案例分析结合的方法,分析了FDI溢出效应产生的渠道,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以及溢出效应产生的原因,实现了理论和实际的更好结合,对汽车行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二、在分析FDI溢出效应的示范-模仿渠道时,不是单纯地进行简单的静态分析,而是进行动态的描述,以时间为轴,划分为逻辑更加清晰的三个阶段,即简单模仿阶段、附加技术的模仿和全面超越阶段,并从中国汽车企业中选取典型的代表来展示相关阶段的发展。这样的处理可以对示范-模仿渠道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避免了落入只是罗列数据和分析数据的窠臼。三、在分析FDI溢出效应的渠道竞争渠道时,本文也没有采取通常的方法,即简单区分为正面竞争效应和负面的挤出效应,而是为了完整地展现竞争渠道如何发挥作用,依据外资进入的时间的不同以及技术条件的不同,将竞争渠道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竞争挤出阶段、竞争强化阶段和全面竞争阶段,同时也选取中国汽车产业典型企业来展示。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由于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获取的难度以及数据可靠性问题,本文采用的数据是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目前主流文献在使用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时,大部分也是采用1998-2007年这个时间段的数据进行分析。Brandt等(2017)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中发表的文章WTO A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也是采用了1998-2007年的数据。二是在分析中国汽车产业FDI溢出效应的原因时,因为数据获取和指标量化方面存在难度,只选取FDI的来源、地理距离和吸收能力三个方面来分析。三是进行案例分析时,每个部分只是选择典型案例进行详细的分析,缺乏类似相关案例的汇总统计,可能会存在观点片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