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三话”系列小说是指由元末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棋的《剪灯余话》与生活在明末的邵景瞻的《觅灯因话》三部作品,不论是从题材上还是作品的风格上三部作品都存在着一定的承继性,因此三部作品被统称为“剪灯三话”系列。“剪灯三话”在我国的小说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文言文小说到通俗小说的重要转折性作品,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从“剪灯三话”问世至今,却少有人问津,甚至在初期遭到了统治阶级的禁止。在过去,对其研究较少,而且评价也不是很高。直到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剪灯三话”重新受到了关注,被推向了文学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其研究的重点多放在《剪灯新话》上,而对于《剪灯余话》和《觅灯因话》的研究则较少,对于三者的比较性的研究著作一直以来都没有一部相对较为完整的探索和深入分析性的作品。对于“剪灯三话”的重要性我们都有了充分的认识,但是其价值与其研究的成绩却不成比例。为此,本论文选此为题,进行一番深入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听从大家之言,从三部作品的写作题材,艺术成就,叙事特点,人物形象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主要是为了对其深刻的文化进行探索,对其创作的思想进行分析。对其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深刻的分析和讨论,“剪灯三话”从写作于元末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开始,而在三部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受到了当时文化的深刻影响,有很深的文学烙印。在明朝初年,宋代的程朱理学被规定为官方哲学,并被作为科举考试的唯一范本,由于利益的驱动,士人竞相追逐,日积月累,便使程朱理学本身蜕化为僵化的理论教条和虚伪的道德说教,造成统治阶层与下层的矛盾日益加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使其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巅峰,这也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中有三部出现在此时的一个重要原因。此时的明朝存在着两极的文化主义,主流文化在高唱着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调,而流行文化却完全是背道而驰,在宣扬着个性解放、反对阶级压迫,这也成为当时小说创作的主流。我国古代叙事文学在明代空前繁荣,叙事文学创作由主要靠世代累积的集体创作,转为文人学士参与其中,并有意根据作者主观意识加以创造的个人行为,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明初瞿佑创作的小说集《剪灯新话》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凌云翰为《剪灯新话》作序时说其“造意之奇,措词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言。”从整个小说史看,这部小说上接唐宋传奇传统,下开明清文言小说新貌。其后的《剪灯余话》、《觅灯闲话》也仿照其风格在题材、情节等诸多方面均有模仿唐人的痕迹,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宋元话本和宋元传奇的影响,同时在作品中融进时代文化精神和时代审美趣味,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本文从多角度对并不是大众流行的剪灯三话小说进行详细的研究,从其思想、内容、风格上探讨理学思潮与对社会文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希望可以对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