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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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双轮效应”即依靠国内需求高速增长和净出口高速增长的有力推动实现。但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稳中有变”。2018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级,外需急剧萎缩。对此,中国及时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以提振内需。但历史数据表明,对扩大内需的政策响应最大的往往是以房地产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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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双轮效应”即依靠国内需求高速增长和净出口高速增长的有力推动实现。但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稳中有变”。2018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级,外需急剧萎缩。对此,中国及时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以提振内需。但历史数据表明,对扩大内需的政策响应最大的往往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投资需求的增长,政策对于消费及实际投资需求的提振作用被显著分流。
本文首先梳理了2018年以来中国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而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并阐明在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式和政策环境下,固定资产投资持续走弱、地产行业回温的事实,对此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内需的提振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对房地产行业的拉动,以及政策对于剔除房地产行业后的“真实的”内需是否仍具有积极作用。
为解决前述问题,本文使用2005-2018年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从高维宏观经济信息中提取因子,结合内需变量、财政政策变量、货币政策变量建立FA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政策对于内需的长短期冲击,通过方差分解对比政策对于剔除房地产行业前后的内需的方差贡献率,量化宏观调控政策对于“真实的”内需的提振作用,并据此给出一些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短期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提振经济,但长期来看作用微乎其微;在剔除占比仅为1%的房地产行业后,政策冲击对于内需波动的贡献占比由4%下降至2%,这说明“稳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多地作用在了对于地产行业的提振上,对于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对此,本文提出了调控和完善房地产市场机制、推进价格型货币政策改革、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等政策建议,以期引导政策“脱虚向实”,促进经济增长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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