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金融与经济关系是指通过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活动，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物价稳定。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实体经济的融资模式逐渐开始转变，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监管当局应该改变过去仅监控货币供应量的思路，加强对宏观流动性的管理。基于此，我国提出了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从全社会资金供给角度反映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从2016年起，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指出把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共同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指标。但由于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才提出不久，我国关于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与此同时，根据相关研究结果，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而市场情绪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波动，以及企业、居民的投资消费行为，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因此，研究社会融资规模与我国货币政策的联动关系，以及市场情绪会如何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从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出发，进一步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经社会融资规模传导的过程，并将货币政策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称为一阶传导，将社会融资规模对最终目标的影响称为二阶传导。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在一阶传导阶段建立VAR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工具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在二阶传导阶段，本文将56个宏观经济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中，建立FAVAR模型分析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和 CPI的影响。同时，采用两次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市场情绪综合指数，将其纳入原有的FAVAR模型中，通过对比实证结果，分析市场情绪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第一，货币政策对社会融资规模的调控是有效的，社会融资规模的适度增加可以促进投资和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引起物价上涨；市场情绪高涨时，企业和居民对未来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会增加当期的投资和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二，社会融资规模与同业拆借利率呈反向变化，与基础货币、M2呈同向变化，并且对拆借利率的变动更加敏感，反映更加迅速；但从长期来看，基础货币的累积作用更大。第三，社会融资规模与发电量、CPI有着密切的联系，发电量和 CPI与社会融资规模呈同向变化，面对社会融资规模的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发电量的响应存在滞后期，CPI则出现即期反应。第四，二阶传导过程中加入市场情绪综合指数后，经济增长不存在滞后期，增长效果明显提高；物价上涨的持续时间更长，但无即期反应。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几条有关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