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作为其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及民主形式的探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和商谈伦理学基础上，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和建设性思考，提出了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民主模式的第三种民主模式。这种新型的民主是一种以主体间性为基础，以对话为主要形式，以合理性为价值取向，以程序操作为规范的交往行为。它超越了传统自主体性意识哲学的概念框架，与一种非中心化的社会图景联系起来，对人民主权和宪政体制做主体间性的诠释，扩展了主体性理论的范围，消除了以往主体哲学的固有盲点，为全面理解生命主体性的内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体现了现代哲学向生活世界及意义世界回归的根本趋向。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在许多方面颇有建树，对我们积极探索现代社会民主建构的可能性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作为一个颇具实践意义的新热点，国内学者对其做了大量的讨论，但大多数集中在具体的内容或内容的某一个方面上，或强调它的在操作手段上的程序主义，或强调民主的对话模式，却很少有人从文化合理性的角度对其进行论证。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向现实的生活世界回归，把民主与文化的原本关系展示出来，用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考和实证的文化批判的内在结合形成关于人与世界的新的哲学理解。考察民主与人类政治思维、政治组织及其活动方式之间的关系；民主与人类社会文化建构和历史进步之间的关系；民主与人的自我确立、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之间的关系。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在多元、平等、交往为主的全球化文化逻辑对人的生存方式发生深刻影响的背景下，哈贝马斯不断赋予其民主理论以自主、平等、对话等基本文化规定性，期望人们通过主体间性的商谈的交往形式达到相互理解，并获得行动共识，从而来维护共同体的团结和政治的伦理性质。正是在这种意义下民主才有可能获得了自己的文化合理性。为了使思路更清晰，笔者将从民主作为政治操作程序、民主作为话语交际模式、民主作为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民主作为国际政治实践四个方面来探讨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文化合理性，以期能为我国政治哲学研究尤其是民主实践的发展提供一些有意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