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加剧,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也在发生改变,经济增长的主导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产业结构也将向高技术化、高附加值化、高服务业升级发展。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有稳定的宏观环境,更需要财政金融手段的引导,合适的财政金融政策可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有效工具渗透到产业发展全过程,诱导各要素发生导向的流动,淘汰落后产业,优化各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关系,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升级。故财政金融政策是否引导到位、是否存在缺位与不足,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作用。特别地,在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度也不一,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相对滞后,因此,有必要分区域地考证财政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我国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制定区域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据此,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充分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公共财政理论、金融发展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力图为本研究奠定一个充实的理论基础。然后探究了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各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理清了它们之间的传导机制。同时利用1995-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际检验,分别从宏观的角度对全国性数据进行计量检验,以研究财政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总体影响；以加入WTO的时间点为分界点,进行阶段效应分析；最后划分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与对比,以期从地区层面获得区域效应的结果。论文的基本结论是：(1)1995年以来财政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总体良好,从长期看,我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无论是国家财政收支规模的增加、财政支出结构向服务化、技术化倾向的明显加深,还是外生金融或者内生金融机构信贷数量的扩大,都有效地促进了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推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2)财政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存在时期差异性。2001年前的财政支出结构变量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负效应在加入WTO以后,由于相关财政支出比重的增加转化为正效应。这说明我国政府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大了对高新技术的研发投入,用以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其生产技术水平。国有银行信贷在加入WT0前对第三产业的推进作用不明显,而之后提高了其资金配置效率,深化了金融结构,正向效应逐渐显现。(3)财政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服务化趋势,即第三产业的发展而言,存在“中部塌陷”现象,税赋优势不明显,国有银行信贷产生了挤出效应；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化趋势,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言,财政支出对中西部地区的效应更大,该地区对财政的依附性、吸收力更强,且非国有银行贷款等内生性金融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西部地区作用不明显；但总的来说,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变量都表现为正向作用,且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相对缺乏些,内外生金融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上都是有效的。(4)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力资本因素对第三产业的推进作用不明显,而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显著,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人力资本要素相对缺乏；出口额的增加由于出口导向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因此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极为有利,而由于产业保护政策壁垒原因对高新技术产业作用不明显,但总的来说,是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基本上显示为正向作用,且东部效应最大,中部其次,西部最小；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因素的效应表现得不太明显。基于上述结论,论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给予高新技术产业一定时期的税收优惠,促进产业结构升级。(2)优化金融政策工具,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包括增加信贷投入、明确信贷支持重点,优化银行业结构；大力发展直接金融、引入风险投资体系,促进金融深化。(3)加快中部服务业发展,促进第三产业区域均衡发展。(4)消除中西部的财政金融约束,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全面发展。(5)调整产业政策,合理引导资源要素向高技术和清洁产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