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大部分的国际关系理论似乎都承认，国内政治和国际因素都会对贸易谈判产生影响。为了系统地阐述国际谈判中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的互动关系，罗伯特.帕特南在其研究中引入了“双层博弈”的隐喻，试图超越把国内因素附加到国际层面上的做法，用一种综合性的、整体化的方法来考虑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双层博弈”理论将国际谈判看作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进程，是由对国际收益的追求和国内批准的政治动力同时决定的。在国际谈判中，在国际层面上达成的协议会改变国内限制的特征，而国内政治的因素为国际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此，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在决定国际谈判的结果方面是同时和相互的。“双层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获胜集合”(win-set)，即国内选民对国际层次达成的协议所投赞成票的集合。双方内部的“获胜集合”越大，越有可能重合，从而在国际层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本文在“双层博弈”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2005年4—6月间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以解答谈判是如何达成的。　　2005年1月1日，纺织品配额体制终结。部分中国纺织品对欧盟出口激增。潮水般涌入的中国服装和纺织品引起了欧盟纺织利益集团及部分成员国的恐慌。在他们的政治压力下，2005年4月6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对华纺织品特殊保障措施行动指南》，并随后启动了针对部分纺织品的特保调查，对华纺织品设限迫在眉睫。为解决这一争端，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并最终达成了协议。根据“双层博弈”的理论，中欧谈判之所以能达成协议是由于两个层面因素互动的结果:1）双方执政者或谈判代表所面对的国内政治约束条件，即“获胜集合”，包括:双方主持谈判的官僚机构的偏好（其中欧盟还将涉及到成员国的立场），特殊利益集团的关注等;2）国际层面上谈判双方的国家利益、总体战略、双边关系以及谈判策略。　　首先，欧盟内部的相关利益主体包括:欧盟委员会、成员国、纺织利益集团以及进口商利益集团。这些利益主体的政策偏好有着很大的差别。欧盟委员会是谈判的执行机构。作为一个超国家机构，其一方面代表着欧盟的整体利益，必须考虑设限对中欧经贸关系乃至对中欧总体双边关系的影响，对社会经济的扭曲所造成的代价，以及设限所带来的道义风险;另一方面又受到成员国相当程度上的制约。而成员国之间在纺织品问题上存在着利益冲突:波兰、法国、葡萄牙和希腊等南欧国家主张尽快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设立限制;英国、丹麦、瑞典、荷兰等国主张进行自由贸易;德国和芬兰等国明确反对设立限制。同时，分裂还来自利益集团，纺织制造商与进口商的偏好大相径庭。内部意见的高度分歧设定了欧盟的“获胜集合”——所达成的协议要在欧盟内部得到大多数的“批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a)控制中国纺织品的大量进口，以缓解来自纺织品制造商的压力。　　b)必须考虑“设限”所带来的道义风险。　　c)努力避免最终摊牌从而实施“特别保障”措施，避免来自中国的报复。　　d)照顾广大纺织品进口商和零售商的利益:启动对中国纺织品的特保程序似乎很难得到他们的支持，而将中国出口至欧盟几大类别的纺织品控制在一个较高的数量之内则很可能缓和他们反对的声音。这对那些“反设限”的成员国同样适用。　　e)放弃使用242条款将伤害到欧盟应对中国造成“市场扰乱”的能力。因此，不能承诺放弃使用242条款。　　f)应准备逐渐开放纺织品市场，履行WTO承诺。　　对于中国来讲，纺织业本身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内部比较统一的反设限立场。综合中国政府的政策偏好及其纺织品行业的利益诉求，一份可以接受的协议应该包括以下要素:　　a)尽快与欧盟达成协议;　　b)避免与欧盟发生贸易战;　　c)为避免欧盟“特保”政策的实施，可以承担一定数额的限制，但欧盟必须中止“特保”调查;　　d)为达到第二条要求，中国可以对纺织品实施自动出口限制;　　e)协议达成的数量限额应高于“特保”一旦启动所规定的数额;欧盟应中止、或至少要克制使用“242”条款。　　“获胜集合”制约着双方在国际层面上的策略选择。在谈判中，欧盟有两大武器可以利用来与中国进行讨价还价。这两大武器分别来自其内部欧洲纺织品制造商和部分成员国的压力，以及中国加入WTO时所作的国际承诺，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纺织品特殊限制措施）》;中国则可以利用欧盟内部的“反设限”的声音以及在国际贸易中可信的报复行为来迫使欧盟让步　　然而“获胜集合”本身并不是既定的，共有四类因素影响着双方“获胜集合”:双方各自内部的利益格局;双方谈判主体在各自的政治制度下所处的地位;双方所实施的谈判策略;国际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塑造着中欧双方的“获胜集合”，使得他们的“获胜集合”高度重合。　　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双层博弈”的案例。鉴于此，为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争端，中国和欧盟应着眼建立欧盟和主要国家两个层面的“商事协调机制”。为方便诉讼和仲裁，提供灵活、快捷的商事争议解决平台，中国和欧洲重要国家的工商协会、行业协会和工会等应有对话和商议管道，及时了解争端隐患，提出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