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从细胞水平探讨不同病理类型的肺癌细胞对环磷酰胺的敏感性和¹⁸F-FDG的摄取动力学的差异，研究其摄取机制，以期为临床应用¹⁸F-FDG PET/CT显像监测不同病理类型的肺癌疗效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方法：体外培养四种不同病理类型细胞株，NCI-H446（人小细胞肺癌）、NCI-H460（人大细胞肺癌）、A549（人肺癌腺癌）和SK-MES-1（人肺癌鳞癌）。MTT法检测细胞增殖变化，应用不同浓度环磷酰胺（20、10、5、2.5、1.25和0.625mg/ml）分别干预24h、48h和72h（n=5），计算各时间点的细胞抑制率及IC50，选用药物干预24h时IC50作为后续药物干预组的药物浓度。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分别进行干预24h、48h和72h，采用Annexin-V/PI双染法，检测细胞凋亡和坏死。各类细胞摄取实验分为四组：未给药组、药物干预24h组、48h组及72h组。各组加入¹⁸F-FDG约74KBq（2μCi）后，分别孵育30、60、90、120和180min，用γ计数仪测量细胞外液和细胞的γ计数值，计算各组细胞的摄取率，摄取实验结果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采用免疫荧光方法和实时定量PCR探测葡萄糖转运蛋白-1（Glut-1）和已糖激酶II（HKII）在各组细胞中的表达，实时定量PCR结果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MTT法测得各组肺癌细胞在环磷酰胺作用不同时间和不同药物浓度的条件下，随着作用时间的延长及药物浓度的增高，细胞抑制率逐渐增高。通过计算后得出不同病理类型的肺癌细胞NCI-H446、NCI-H460、A549和SK-MES-1环磷酰胺作用24h后的IC50分别为3.9mg/ml、4.8mg/ml、5mg/ml和3.6mg/ml。环磷酰胺的不同药物浓度与抑制率之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NCI-H446和SK-MES-1加药72h后环磷酰胺不同药物浓度与抑制率之间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组均具有良好的相关性（P＜0.05）。凋亡检测实验亦证实四种不同类型的细胞对环磷酰胺均具有较高的敏感性，NCI-H446细胞中药物作用24h（t=4.981，P＜0.05）、NCI-H460细胞中药物作用48h（t=12.323，P＜0.01）和72h（t=16.941，P＜0.01）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¹⁸F-FDG细胞摄取实验中，各组均随¹⁸F-FDG孵育时间增加，摄取率有所增高，且摄取率在化疗药物作用后24h即有下降，而且随时间延长下降更为明显。在各肺癌细胞组组内，药物干预不同时间点之间和不同孵育时间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在对照组中，其¹⁸F-FDG摄取率大小依次为NCI-H460＞A549＞SK-MES-1＞NCI-H446。在¹⁸F-FDG孵育1h时，摄取率的变化与药物干预不同时间点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SK-MES-1摄取率的变化与药物干预不同时间点存在良好的相关性（R2=0.9455，P＜0.05）；而NCI-H446（R2=0.4839，P＞0.05）、NCI-H460（R2=0.8266，P＞0.05）和A549（R2=0.8291，P＞0.05）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免疫荧光分析结果表明，四组不同病理类型的人肺癌细胞Glut-1和HKII均有较高的表达。实时定量PCR结果表明，不同肺癌细胞组间及组内Glut-1及HKII的扩增倍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5.895和113.567，P均＜0.01）。各组细胞在Glut-1中的表达大小依次为：SK-MES-1＞A549＞NCI-H446＞NCI-H460；而在HKII中的表达大小依次为：NCI-H460＞A549＞SK-MES-1＞NCI-H446，而HKII扩增倍数与¹⁸F-FDG摄取率变化一致。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病理类型的肺癌细胞对环磷酰胺均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不同类型的肺癌细胞对¹⁸F-FDG的摄取存在差异，这也与临床中所见相同。这一差异可能与细胞内Glut-1和HKII含量及活性不同密切相关，HKII可能是影响细胞对¹⁸F-FDG摄取的更为重要的因素。目的：应用对不同病理类型肺癌模型在体显像、生物分布和肿瘤体积变化的研究，探讨¹⁸F-FDG PET显像在监测肺癌化疗疗效中的作用和特点，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和理论基础。方法：接种不同病理类型的肺癌细胞于裸鼠上肢皮下，其中NCI-H446和NCI-H460分别接种于不同裸鼠左上肢；A549和SK-MES-1分别接种于不同裸鼠右上肢。待肿瘤生长的直径达约1.0±0.2cm，每只荷瘤裸鼠腹腔内注射环磷酰胺（100mg/kg），分为五组（n=4）：未给药组、药物干预24h组、48h组、72h组及168h组。注射¹⁸F-FDG7.4MBq（200μCi）后1h进行PET/CT显像，随后处死动物，取主要脏器进行生物分布实验，经衰减校正后计算出%ID/g。测量不同类型肺癌细胞肿瘤组织在治疗前和药物作用不同时间点的体积变化。对照组与药物干预组之间分析采用非配对t检验，两变量之间关系采用相关性分析，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¹⁸F-FDG PET/CT体内显像结果表明，对照组肿瘤组织显影较清晰并且对显像剂摄取较高，药物干预组肿瘤组织对¹⁸F-FDG摄取明显减低。从不同肺癌细胞的各组生物分布结果表明，随着药物干预时间的延长，肿瘤组织对的¹⁸F-FDG摄取率越低。而且不同肺癌细胞的T、T/B和T/M结果显示，NCI-H446细胞对照组和药物干预后72h和168h之间T/B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NCI-H460细胞对照组和药物干预后168h之间T和T/M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549细胞对照组和药物干预后48h、168h之间T及对照组和药物干预后24h之间T/B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SK-MES-1细胞对照组和药物干预后48h和72h之间T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对照组与药物干预组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对照组中，NCI-H446细胞T、T/B和T/M分别为3.2±0.49、2.73±0.9和1.17±0.54；NCI-H460细胞T、T/B和T/M分别为6.43±3.47、5.64±2.89和3.57±2.59；A549细胞T、T/B和T/M分别为4.54±1.05、1.65±0.67和1.04±0.39；SK-MES-1细胞T、T/B和T/M分别为3.23±0.5、3.53±1.2和1.09±0.74。T由大到小依次为NCI-H460＞A549＞SK-MES-1＞NCI-H446；T/B由大到小依次为NCI-H460＞SK-MES-1＞NCI-H446＞A549；T/M即T/NT由大到小依次为NCI-H460＞NCI-H446＞SK-MES-1＞A549。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A549肿瘤组织（%ID/g）与药物作用不同时间点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R2=0.7818，P＜0.05），而NCI-H446（R2=0.5187，P＞0.05）、NCI-H460（R2=0.5275，P＞0.05）和SK-MES-1（R2=0.2284，P＞0.05）肿瘤组织与药物作用不同时间点之间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不同类型肿瘤组织体积经药物作用不同时间点后变化结果表明，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NCI-H446和SK-MES-1肿瘤组织体积呈逐渐增长趋势，且治疗前与药物治疗后48h、72h和168h的肿瘤组织体积变化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在NCI-H460与A549肿瘤组织体积呈不变或减小趋势，但治疗前与药物治疗后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通过鼠肿瘤模型的在体显像研究表明，临床型PET/CT对监测小动物模型成像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并且¹⁸F-FDG PET/CT可早期、有效监测各肺癌细胞化疗的疗效，而且早在治疗后48h即可通过肿瘤对¹⁸F-FDG摄取的减低加以探测，其变化早于肿瘤组织体积的变化。目的：通过对肺癌患者的临床回顾性研究，评价¹⁸F-FDG PET/CT在肿瘤分期与再分期、复发与转移监测、治疗疗效评估、治疗耐受情况及预后的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研究43例在协和医院行PET/CT检查，且在（2004年1月16日至2009年11月4日）、早期治疗后（2005年4月26日至2011年4月21日）及最终治疗后（2006年11月28日至2012年2月15日）都进行过PET/CT检查确诊为肺癌的患者，并与临床资料进行相关分析。肺癌患者分期采用TNM分期，并对治疗前、早期治疗和最终治疗后TNM分期分别进行生存分析；实体瘤疗效评估按照RECIST1.1版本标准进行评估，不同疗效组组间和组内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患者对治疗的耐受情况用KPS评分进行评估，并对患者的结果进行生存分析。以原发灶SUVmax在早期治疗和最终治疗后的平均变化绝对值（△SUVmax）和减低率（%）为评价指标，采用Kaplan-Meier法筛选出有意义的早期治疗后原发灶SUVmax减低率，将其作为离界点对肺癌患者进行分组并比较相应两组患者的临床预后，并对其进行生存分析。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方法，预后评估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两两之间相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结果：43例肺癌病例的年龄范围是25-83岁，中位年龄为60岁。随访时间范围为12-89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9个月。其中，死亡30人，无病生存4人，带病生存9人。TNM分期结果表明，以最终治疗后TNM分期作为离界点的五组患者与生存时间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R2=13.659，P＜0.01），而治疗前和早期治疗后TNM分期作为离界点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中位生存时间、3年、5年累计生存率0期组患者分别为46.71±12.79月、11.63%和2.33%；I期组患者分别为87月、2.33%和2.33%；II期组患者分别为57.33±27.54月、4.65%和2.33%；III期组患者分别为18.5±9.19月、0%和0%；IV期组患者分别为39±18.9月、39.53%和11.63%。疗效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疗效组（CR、PR、SD和PD）早期治疗后原发灶Δ SUVmax分别为9.42±5.37、5.25±4.01、4.25±3.41和4.62±4.68；最终治疗后原发灶Δ SUVmax分别为8.27±6.97；2.5±1.55、3±3.8和5.68±4.46，各疗效组早期治疗后原发灶Δ SUVmax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916，P＜0.05），而在最终治疗后原发灶Δ SUVmax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616，P＞0.05）。不同疗效组组间（F=3.351，P＜0.05）和各疗效组组内（F=21.991，P＜0.01）的三次PET/CT检查之间的SUVmax减低率差异均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通过K-M法筛选出采用早期治疗后原发灶SUVmax减低≥70%作为判断预后离界点的两组患者与生存时间（SUVmax减低率＜70%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3年、5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47.31±21.46月、61.54%和23.08%；SUVmax减低率≥70%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3年、5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34.35±18.46月、41.18%和5.88%）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R2=4.064，P＜0.05）。此外，对肺癌患者采用KPS评分进行生存分析得出治疗前（R2=21.163，P＜0.01）、早期治疗（R2=15.879，P＜0.01）和最终治疗（R2=15.879，P＜0.01）后的KPS评分也是有意义的预后因素。应用COX风险比例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筛选出有意义的预后因素为：早期治疗后血清CEA水平（R2=0.00000089，P＜0.01）、最终治疗后SUVmax减低率（R2=1.44，P＜0.01）、最终治疗后原发灶SUVmax（R2=2605.573，P＜0.05）和最终治疗后肺外转移部位（R2=6.483，P＜0.05）。结论：¹⁸F-FDG PET/CT对肺癌分期与再分期、疗效及预后评估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并且最终治疗后TNM分期、KPS评分和RECIST标准评估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此外，以早期治疗后原发灶SUVmax减低≥70%作为离界点分组对肺癌治疗后疗效和预后评估监测具有一定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