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生态问题总体上趋于恶化，生态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刻不容缓的大事。对此，国内许多学者也作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他们的研究多认为生态环境的变迁是自然运动的结果，与人类的活动无关。但是本文从生态民族学的视角，通过对贵州相关地区生态环境变迁过程的分析，认为自然的生态变迁是一个缓慢的地质史过程，而人为的生态变迁则是一个快速递变的过程，由此而酿成的生态灾变往往是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不当而导致的历史悲剧，这也正是生态史重点研究的对象。贵州地区石漠化、干热河谷扩大化等生态灾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自明代以来，中央王朝的持续开发、移民以及外来作物引种等行为改变了当地各民族传统的生计方式，扭曲了民族文化，打乱了原有的生态和文化耦合关系而引发的人祸。要对生态进行有效的恢复，必须改变以往“先发展，后治理”以及“唯技术论”等错误思路和观念。以史为鉴，以相关地区原生的良好生态系统类型为目标进行建设，将是一种代价最小且行之有效的途径。而要实现这样的生态建设目标，就必须充分发掘和利用贵州各世居民族的本土生态知识，吸取他们在规避生态系统脆弱环节、化解自然风险以及弥补资源短缺等三个方面的经验积累。为此，理当充分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使之成为生态建设的长效社会保障机制。只有这样，生态建设的持续和有效才能获得制度性支持。本课题的研究思路，主要是通过对《黔记》、《贵州名胜志》、《嘉靖贵州通志》、《徐霞客游记》等贵州古代典籍有关生态史料的整理，复原明清时期贵州部分地区生态系统类型的原貌；通过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出当代相应地区的生态系统类型，并将二者进行比较；最后，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去探明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发生变迁的过程和人为原因。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相应的文化对策和建议，从而为当前贵州的生态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