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城乡分割”是人为制度设计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形式的分割带来了大量的负面影响。本论文以“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为基础,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中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形式是什么?(2)中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程度有多大?(3)中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后果是什么?全文在理论上采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实证上采用多元统计分析、计量经济学和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农村劳动力仅能温饱,无力对自己及后代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并且,公共资源配置的“城市倾向”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的财政投入不足,结果是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已经处于弱势地位,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前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1978年之后,这种情况依旧存在。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关键时期,对CHIP微观数据及有关年鉴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大部分农村户籍劳动力集中在“差”行业和“差”职业内就业。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特征是具有嵌套特征的两重“二元性”,即同时出现“内部——外部劳动力市场二元性”现象,以及以户籍为标志的“城乡二元性”现象,且城乡分割的形式主要体现于内外部二元中的“二级部分”之中。2006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浙江省数据的聚类分析结果验证了上述特征,转换回归模型分析结果也验证了户籍是造成农村迁移劳动力无法进入“一级部分”就业的制度障碍。其次、本文构造了基于Mincer方程的城乡分割指数,并在转换回归模型样本区分的基础上,计算出各个分割层次的分割指数。结果表明,“二级部分”的分割程度高于“一级部分”,同时,在“二级部分”内部,相对“差”行业及所有制的分割程度高于相对“好”行业和所有制。而基于MNLM模型计算的各个分割层次的就业机会时,进入“一级部分”的户籍差异要高于“二级部分”,同时,在“二级部分”内部,进入“好”行业或所有制的户籍差异要高于“差”行业或所有制。第三、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造成了劳动者之间福利的不平等,本文利用CHNS微观数据,采用Amartya Sen对福利的定义,运用MIMIC模型对城市住户个体的居住条件和身体健康进行测算并比较,结果表明总体上身体健康恶化,居住条件变化不大。同时Theil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不同户籍的样本、不同省份的样本的居住条件、身体健康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之间没有很强的关系,总体上讲,居住条件不平等程度最大,身体健康不平等次之,而收入不平等程度最小总之,中国政府将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促进平等就业作为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两项措施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计划经济遗留的路径依赖问题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的主要障碍,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城镇劳动力和农村迁移劳动力在权利上的落差问题,这牵涉到劳动者权利的系统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