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共有五章。所谓“宋初”，指的是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在时间上属于唐、宋诗转型过程的一部分。引言部分先从评价标准、描述框架两方面，对宋初诗的研究现状作一反思。指出：(一)在评价上，学界大都以唐、宋诗转型作为唯一尺度，对宋初诗坛各种现象评价的高低，皆视其是否对这一诗史变局起到作用以及起了多大作用而定。在单一的标准下，许多对宋调的形成所起作用不大，而自身却颇有特色的现象，都被置之不论。这本身已是一种遗憾，而由此使得宋调生成的真实背景与复杂机制残缺不明，也必然限制整个研究的深度。(二)在描述上，学界大都普遍采用“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递嬗演进的框架。“三体”概念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就这一框架的整体来看，从其内部或者外部，都可指出若干疑点：从内部言之，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个概念，适用度并不对等，因此三者所构成的阐说链条，也是不牢固的；从外部言之，“三体”并不能涵盖宋初诗坛所有的创作倾向，用这个框架去剪裁宋初诗坛，所得到的诗史图景，不是完全可靠。经由评价标准和描述框架的双重反思，确定了本文的根本任务，即不拘于既有模式，而构造一个更切近宋初诗坛原貌的阐说体系。前四章分别描绘诗歌内、外各个领域在宋初的表现形态，在条件允许时，尽可能勾划其历时变迁轨迹。具体说来，第一章探究宋初士人处境与心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当时文臣地位的提升，与朝廷对其控制的趋严大致同步，这使得文士阶层一方面积极认同北宋政权，另一方面，又逐渐刻意与朝廷禄位相疏离，形成一种“且前且却”的复杂心态。这种处境与心态，在文学的观念和风格两个层面皆有反映。在前一层面，我们着重分析了两类观念：一是欲与前代作家试比高的独立意识。这种意识，宋初甚为常见，但多是指向文章内容上的新旧兼收，而未曾强调风格上的自立门户。二是讽谕精神。宋初诗文中讽谕精神的生成经过，学界论之已详，此处由一个特定视角——讽谕精神如何自古体诗赋向近体渗透——切入，以丰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后一层面，我们勾绘出太宗、真宗两代，朝廷文风导向从缛丽到雅正的演变。在此情境下，后期西昆诗人(以晏殊为例)因应时势，再度折回到白居易那里，寻求改造诗风的契机；只是他们所取接受角度比较特别，从而也改变了“白居易范式”原来的形象。后期西昆体与白体间的互动，合力造就了一种富含美学意味的新风格。第二章自一般的文学观念层面，转入更具体的诗学层面，从诗与自然、社会、诗人等因素的关系入手，寻绎宋初诗论与同时代诗歌创作之间的契合点。在当时人看来，诗歌应该内本于上合天道的相对客观化之情性，外发为对自然景象全面具体的描绘和对社会现实直接及时的介入。至于诗与诗人的关系，我们则聚焦于“诗如其人”一说。宋初论者依诗作而观人，推论最初的基点，大都纯粹建立在对作品内容的解释上，由此也见出当日诗坛特重内容的倾向。这种种因素汇合起来，与一种切实、繁复而相对客观化的诗风之兴起，彼此恰相呼应。第三章比较详细地叙述宋初文人的地域分布。我们旨在研究诗坛，本章却不以此自限，而将视线延展至一切文士阶层。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宋初三朝，士人的整体文化水准直线上升，诗坛的繁荣势头却升后又降。太宗朝诗人辈出，下至真宗朝，则除江南、吴越等个别地区稍存风雅之外，余皆寂寥无闻。只有兼顾各种文士类型，才能清楚感受到这中间的反差。本章小结部分，对这一反差的成因作了初步探寻。第四章分体考量宋初诗的发展状况。就艺术进展程度言，当时古体胜于近体，七言胜于五言；以此之故，七古一体，拓展幅度最大。历时来看，太宗时期，各路诗风并存，互不相掩；真宗时期，则切实详尽一路，逐渐脱颖而出，占据诗坛主流。这个前、后两阶段的区划，同上几章的研究结果相互支持，合而观之，可以确信，将宋初一段诗史划为太宗、真宗两期，是较合理的分法。自前四章中抽绎出这一结论后，第五章和结语分别侧重于太宗朝与真宗朝，各作一些探讨。第五章专注于前一时期，借助于对王禹偁、杨亿、寇准三人不同艺术个性的展示，呈现太宗朝诗坛的多元态势。结语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对真宗朝诗坛在北宋前期诗史脉络中的位置试作重估。真宗一朝，诗风趋于详尽、切实的走向已渐渐明朗化，依我们看来，欧阳修一代的诗歌创作，对真宗朝诗风多有继承，两者之间，传递性大于断裂性。如接受这一判断，则在宋初三朝中，已包含了宋诗未来走势初步定向的一个时期。若要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宋诗，这一时段，是绝对无法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