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1年10月,图卢兹商人让·卡拉斯(Jean Calas)的长子马克·安东尼(Marc Antoine)吊死在门框上。这一原本非常简单的刑事案件,却因宗教问题而变得异常复杂,并因启蒙文人的介入而受到世人关注。从结果上看,该案件并没有从根本上震动法国的社会基础,王权司法的积弊一直持续到旧制度的灭亡。卡拉斯案件集中反映了18世纪中期法国社会的诸多特点。本文以卡拉斯案件为切入点,旨在加深对18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的认识。当时法国采用秘密审判原则,实行纠问式诉讼,初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享有绝对权力。此种王权司法模式在卡拉斯案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案件初审中,图卢兹高等法院按照“有罪推定”的原则进行调查和审判,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便处决了卡拉斯。图卢兹高等法院还试图通过公开处决的方式震慑民众,彰显司法权威,但这种传统方式的作用已日渐式微。启蒙思想家则借卡拉斯案件猛烈抨击司法酷刑,司法改革的呼声渐趋高涨。卡拉斯案件是一起典型的宗教迫害案件。图卢兹高等法院法院一味从宗教谋杀的方向调查和审理卡拉斯案件,刻意忽略卡拉斯无罪的证据,宗教狂热成为初审法官审理卡拉斯案件的支配性情绪。初审法官借助其在司法侦查中主导地位,有意识地引导图卢兹舆论走向,图卢兹社会也深陷宗教狂热之中。卡拉斯案件发生前,启蒙运动深入开展,宗教方面的非基督教化日益滋长蔓延,这是抑制宗教狂热的力量。但思想的变化往往比较缓慢,那些比较虔诚、强烈的思想,变化尤其缓慢,甚至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内出现反复。七年战争导致图卢兹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滋长了民众的恐慌和不满情绪。在紧张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反新教二百周年庆典笼罩下的狂热氛围、罗谢特案件导致的阴谋恐慌情绪、民众对胡格诺教的传统仇视心理等错综交织,各种威胁、混乱、不确定因素在短时间内高度聚集,正是在兴奋、沮丧、恐慌、警觉等环境中,潜藏在民族深处的宗教狂热情绪被重新激发出来并延续至卡拉斯案件的审理中。卡拉斯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在当时情况下,法律界和文学界皆不遗余力地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在初审中,图卢兹地方法院不断出版辩护状、小册子,更动用教会力量,通过信源和事实的选择性,有倾向性地向民众提供信息以影响其立场与判断,在煽动民众的宗教狂热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复审中,伏尔泰等启蒙文人通过沙龙、书信、小册子、书籍等公众领域的各种手段积极为卡拉斯辩护,借该案件传播启蒙思想。在启蒙文学界的主导下,出现了反对宗教狂热的舆论氛围。这表明,法国绝对主义王权封闭的政治运作原则已被打破,公众舆论业已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在法国社会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