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基本内容包括洪秀全政治人格的形成、变态和肢解。作者首先对洪秀全儿时材料进行发掘，以洪秀全剥夺感的形成、落榜后引发的同一性混乱、革命促使反叛者人格的形成为主线，利用埃里克森的同一性理论对“丁酉异梦”、“皈依”基督、认同混乱等重大事件做了政治心理学解释，并归纳出洪秀全政治人格的类型，随后选取了天京事变和久病不医两个事件探讨洪秀全政治人格的发展变化过程，对太平军的政权结构和教权结构、当时的政治环境、洪秀全偏执型思维方式的形成、太平诸王认同失谐、身份错位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从而为太平天国运动的败亡开辟出另外一条解释思路。　　作者认为，对洪秀全落榜生病和“丁酉异梦”的解释不能仅限于医学解释，因为许多克里斯玛型人物在起事之前都有类似的经历，洪秀全个人兼具农民和知识分子两种身份，儒家的伦理结构已经内化为其认知结构的一部分，所以要反抗自己浸淫日久的文化和具有传统政治合法性的政府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势必在内心中经历巨大的撕裂，如果利用精神分析学派的释梦理论来分析“丁酉异梦”，我们可以发现洪秀全要求摆脱世俗评判和束缚的本我;而动荡的时代对现有政府的合法性发挥了解构的作用，而基督教的旧约理念迎合了洪秀全的心理需要;依赖性和竞争性构成了洪秀全政治人格的两极，二者协调则革命顺利，冲突则革命受挫;基督教要成为革命工具，首先应该为人们所接受，而基督教的本土化使得洪秀全在世俗权力结构中的身份与教权结构中的身份发生了严重冲突，造成了他认同的失谐和人格的恶性发展，这是以宗教为革命工具的农民起义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太平军作为集军队和教会于一身的人为群体，平等和忠诚是维系太平天国内部认同的纽带，当洪秀全迫不得已由普世主义转向血缘主义来重新整合身份认同时，这个纽带就不可避免的断裂了;政治行为是在同一性形成过程中发生的，政治人格的形成发端于青少年时期的同一性危机，这个阶段危机的积极解决或消极解决对政治行为的方向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作者通过对一个个案的探讨，力图对政治心理学中的关键性难点做出实证性研究。这些都是作者的创见。　　从洪秀全政治人格的形成来看，他早期基本上是社会人格者，依赖性和竞争性是他性格中的核心特质，由于他对考试升官赋予了过重的象征意义，童年时期的同一性危机在多次应考失败后重新凸现出来。落榜发病实际上是洪秀全同一性混乱的表现，“丁酉异梦”反映了洪秀全潜意识中要突破世俗评判和束缚的欲望。在经历了心理社会延缓期以后，这种同一性危机没有适当解决，形成偏执、消极的同一性，滋生了反叛心理。由于他人格中的自恋倾向，他没有选择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通常模式——竞争或适应，在竞争失败后，他选择了改造环境适应自己的道路，这是一种攻击性的心理防卫机制。基督新教给了他价值支撑，鸦片战争带来的社会心理变动提供了外部环境，内向驱力和外向驱力相结合，在一系列的受挫和磨难中，主人道德战胜奴隶道德，施虐心态战胜了受虐心态，反叛者人格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反叛者人格”不是一个规范的人格类型，只是就其人格特质赋予的称谓，其突出特点是突破意识强。　　反叛者人格的实际形成过程是本我战胜超我的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身份认同即使不是政治人格的发端，至少也是政治行为开始必经的阶段，随着外部的结构性变动和刺激的不断增加，“role confusion"转化为“identifycrisis”再到“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crisis"，由对自身的体认发生危机到政治认同危机产生，是由自居作用到泛化作用的转化的过程。个人的同一性危机在反社会价值观念和政治势力的支撑下，使革命运动的发生在所难免，而革命的成功充分释放了施虐心态，主人道德发扬到了极致，反叛者人格又终将转化成暴君人格。　　从认同的角度讲，天京事变不是随意行为也不是应激行为，而是根源于洪秀全固有人格的缺陷和政治环境之间相互恶化的结果，竞争性和依赖性是洪秀全人格结构中的一对矛盾，依赖性是竞争性存在的基石，当杨、萧、冯、韦、石拥戴洪秀全举事之时，这个基石是稳固的，竞争性也得以在此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洪秀全的宣教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教主的地位也相当稳固。然而，但革命到达了一定阶段后，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危险在某个空间内被消除，原有的权力结构和个人势力重组，地位和权力之间没有得到有效的规范，由基督教本土化带来的太平诸王在政权结构和教权结构中身份的错位，使天国内部出现普遍的认同失谐，洪秀全个人认同再次出现混乱，此时，竞争性开始反转指向依赖性，矛盾的同一性转化为斗争性，自我开始发动对超我的再次突破。竞争性与依赖性的相互冲突使洪秀全基本的思考方式出现镜像化，形成偏执型的思维方式，当依赖力量出现了拂逆自己意志的行为时，根据非友即敌的思维逻辑，对方便演化为十恶不赦的撒旦魔鬼，自恋倾向退化为一种迫害妄想症，只有杀戮才能使这种妄想得以消解，这就是天京事变爆发的心理动因。　　事变后，洪秀全借助于血缘主义统合自己的身份意识，让自己重新回到了传统封建帝王的位置上，他试图借助于完善的封建帝制来解决天国内部出现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并对原有的教权逻辑进行重新解释和修正，藉以重新整合太平军将士的身份认同。但是，这种身份整合的代价是惨痛的，因为原有的宗教系统是太平天国起事后整合身份认同的基础，当宗教的人格载体遭到破坏，太平天国的神性逻辑和血统逻辑都遭到质疑。杀戮事件无可避免地让洪秀全卷入了一场政治争胜的漩涡中，血缘主义式的权力争夺使他的道德权力遭到削减，他神圣的宗教地位从天上堕入尘世，神秘的面纱被揭穿，倍感冷落的洪秀全为了寻找亲密感，大肆封王，力图重新构建自己的依赖性，但是，残破的人格结构已经无法弭合，所以说，由基督教本土化所产生的“上帝代理人身份和上帝使徒身份之间的地位关系问题”无法解决是太平天国权力结构中的隐患，这也是利用外来宗教作为革命工具的农民起义所面临的普适性问题。　　作为集军队与教会于一身的太平军，维系其内部认同的纽带是平等和忠诚，天京事变撕破了洪秀全教主的神性面纱，太平军忠诚的心理基础遭到破坏;血缘主义的实施又破坏了平等的基石，这使得太平军的政治动员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洪秀全在尘世已经无法寻找到亲密感，唯有将自己托付给上帝，在空幻的天国重建自己圆满的家庭，他才能解脱和获得安慰，带着对自己开创的事业的眷恋，他遗憾地离开了人世。洪秀全自杀行为的背后蕴含三种心理因素的交织作用，一是洪秀全本身具有的原罪意识，它是洪秀全对外界环境做出特定反应的心理基础;二是天京事变的影响，它摧毁了太平军的心理纽带，这是太平军面临危险出现集体惊恐的原因，也是洪秀全无法形成自我完善感的原因;三是集体心理与个人心理交织过程中社会形势的变化造成的心理与社会同一性的无法达成一致，这是洪秀全信仰混乱的社会条件。洪秀全在长期的封闭生活中形成偏执型的思维方式和强烈的被迫害妄想，形势的不利引发了洪秀全的攻击欲望，但这种攻击欲望在无法接触到外部敌人的情况下发生反转，本来是要消灭敌人，却发展为攻击自己。洪秀全选择的自杀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希望借助于任何外在的帮助来实现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因此就是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在力量而实现自我消亡，其结果必然是久病不医，它的涵义就是在宣称:除了上帝，我谁都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