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超额雇员的存在一直是限制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在国有企业中超额雇员问题更为突出。依据市场发展的规律，企业往往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调整雇佣劳动力数量的标准，但是企业对超额雇员的分流又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导致失业率上升。对政府而言，就业率一直以来都被作为一项政绩考核的重要目标之一，与最终控制人为私有的上市公司相比，最终控制人为国有的上市公司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更加严重。本文首先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出发，结合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研究了银行部门市场化对企业债务契约的影响，然后我们又进一步测试了债务期限与企业超额雇员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选取了2005-2012年除金融保险业以外所有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时间跨度为8年，进行了大样本回归，主要原因是为了更精确的描述银行部门市场化进程，研究银行部门市场化、债务契约与企业超额雇员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最终控制人性质的不同，将样本分为两类进行分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企业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对企业超额雇员的敏感性更强。本文研究发现，银行部门市场化显著地影响了上市公司的债务契约，当银行部门市场化指数高的时候，该类地区的金融机构因为丧失了部分或全部的政府关系，长期债务融资的交易成本就会更高且风险更大，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降低风险，倾向于向上市公司提供短期贷款，因此银行部门市场化越高债务期限就越短；另一方面，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债务期限越短，企业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越大，企业对成本要求的敏感性更强，因此企业通过减少超额雇员的方式来降低劳动力成本；本文的研究表明，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在实际控制人为国有的上市公司中，政府通常会使用行政手段来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比如政府为减少失业率的上升而带来各种弊端，就会倾向于利用其政治关系影响上市公司的雇佣行为，从而导致最终控制人为国有的上市公司中存在的超额雇员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