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企业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企业价值的基础,投资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企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贡献作用,但是“投资效率悖论”问题却给企业带来了现实的烦恼,如何解释并解决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也为学术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命题。管理者掌握着企业最重要的投资决策权,受管理者行为影响的投资决策质量必然成为决定投资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关乎企业发展战略的实施,决定企业的未来。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管理者行为会发生不同变化,企业战略决策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从企业生命周期动态视角研究管理者行为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论文在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围绕以下五部分内容展开深入研究。第一,对关键概念进行界定,寻求全文研究的基础理论依据。按照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利益关系将管理者行为分为管理者代理行为和管理者过度自信,依据委托代理理论对管理者代理行为展开研究,依据管家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展开研究;介绍资本投资理论,包括凯恩斯投资理论,加速投资理论、最优资本函数理论以及托宾Q理论等。第二,从理论上深入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和过度自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综合动态影响机理。代理行为下管理者出于自由现金流假说、私有收益假说和管理者防御假说的动机做出有损股东利益的投资行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因高估项目收益或因高估企业价值而放弃成本较高的外部融资导致非效率投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综合分析,突破了仅在管理者理性或非理性单一假设下进行传统研究的局限,将管理者理性假设和非理性假设两种范式相结合,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和过度自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综合影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动态分析,是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依据企业组织结构、内部层级和股权融资的不同特点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的波动变化,依据过去经历、目前学习和未来预期三个影响因素探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动态变化,进而对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形成机理给予理论上的演绎推理,并据此提出论文的研究假设。第三,选取变量构建实证研究的计量模型。借鉴Richardson模型的残差度量非效率投资,用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两个变量度量管理者代理行为,在比较现有管理者过度自信度量方法的基础上,依据心理学自利归因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自利归因度量法,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中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进行归因判断,通过自利归因倾向对管理者过度自信水平进行度量,借鉴Dickinson现金流组合分类法划分企业生命周期,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检验管理者代理行为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非效率投资的动态综合影响。模型构建中为控制其他因素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选取了自由现金流、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资产负债率、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和股权性质等控制变量,同时为了防止模型中存在内生性问题,选择可持续增长率作为工具变量,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第四,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检验管理者行为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动态影响。具体采用描述性统计、多元线性回归、单因素方差分析、工具变量法等实证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得出如下结论:管理者代理行为和管理者过度自信都可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发展逐渐加强;但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却随之减弱,成长期管理者过度自信水平与成熟期管理者过度自信水平差异不显著,但都显著高于衰退期管理者过度自信水平。管理者代理行为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综合导致了非效率投资,在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非效率投资的管理者行为诱因却存在一定差异:成长期阶段的非效率投资主要受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显著影响,成熟期阶段的非效率投资受管理者代理行为和过度自信的综合影响,衰退期阶段的非效率投资主要受管理者代理行为的显著影响,成熟期管理者代理行为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作用较管理者过度自信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作用略强。在稳健性检验中,分别做了控制内生性、管理者代理行为指标和过度自信指标的替换检验,研究结论稳定一致。第五,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即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管理者行为诱因,提出约束管理者行为、治理非效率投资的对策建议。建立动态治理机制以应对管理者行为变化、建立条件约束机制以控制管理者决策资源、建立学习行为机制以修正管理者认知偏差,进而形成管理者“不敢非效率投资、不能非效率投资、不想非效率投资”的有效机制以治理非效率投资。论文通过分析管理者行为在企业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解释并验证了管理者行为对非效率投资的综合动态影响机理,为提出诱发非效率投资的管理者行为约束策略提供了崭新的方向和科学的依据。研究可以强化市场监管机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监督,帮助政府主管部门有的放矢的加强国企管理者的任用与管理,为公司股东实施管理者动态约束和治理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