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STS领域中司托克斯的“科学研究的三象限”理论出发,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企业科研实验室历史进行了逻辑重构,展现出企业科研的三阶段发展史及其特征,探究了企业实验室为何会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在“巴斯德象限”中找到了自己的成功定位的问题。企业实验室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并很快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成功的、系统化的科研能使企业在挑战和危机面前力挽狂澜,保护自己的核心产品市场,甚至还能够开拓出新产品市场领域,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决胜的关键,上述观点逐渐成为共识。特别是,当公司所赖以生存的专利技术到期或有新的竞争性技术出现,以及反垄断法的出现时,建立企业实验室通常就成为公司的一种防御性手段。在该阶段,企业实验室中的科学家的目标就是实现更高的工业目标,任务就是改进企业现有的产品,挫败竞争对手,而不是探索自然。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偏爱那些短期,低风险的项目,主观上不愿意为科学家提供更多的研究自由,虽然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明星科学家”实际上在规定的任务外保有了极大的自主权,但企业科研基本上还是处于关注应用研究的“爱迪生象限”之中。二战结束后,企业科研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布什模式构建了战后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科技政策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把“纯基础研究”视为“技术创新”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让基础研究处于相对稳定的前置地位,对基础科学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军工企业,如航空航天和导弹等关键产业,此时成为了科研领域的支柱。布什信条改变了美国政府对企业科研的态度,美国政府动用公共资源为企业的研发和产品买单,还特别照顾那些有潜在军事用途的前瞻性的长期项目,从而改变了企业科研的方向。布什信条也使企业家开始重新考虑科研的方向性问题。企业的管理层一旦将基础科学研究作为新技术创新的唯一源泉,那么就会把企业实验室变成大学式的研究型实验室,从事更“纯”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这种全新的象牙塔气氛中,公司开始雇佣大批接受严格专业学术训练的科学家,放手让他们天马行空式的研究自己喜欢的问题。这类“学术型讨论”的丰硕回报是,仅1956年至1987年间,就有13位企业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此时的企业科研大致处于基础研究范畴的“玻尔象限”之中。然而,正当人们为企业科研这一“黄金时代”交口称赞时,美国人突然发现松下、索尼、丰田等,韩国的三星、现代等亚洲公司,逐渐抢占了全球的家电、电子与汽车市场。原因在于,当企业实验室以学术界模式运作时,就难以顾及基础研究相关的开发和生产制造工作,导致实验室和企业的其他部门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科研成果无法迅速转化成技术创新产品,导致市场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失去竞争优势。而亚洲企业的基础研究能力虽然更薄弱,但其研发效率更高,尤其擅长于利用既有的,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基础研究成果,将其转化为先进技术并开发出优质产品。从结果上我们可以发现,与市场脱节的企业科研是缺少生命力的,而运营这种模式的实验室的企业则会冒着被市场淘汰的极大风险。同时,伴随着冷战的结束,政府不再大力投资基础研究,美国企业所面临的巨大财务危机,更使得企业的经营状态雪上加霜。这些都迫使美国企业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来扭转之前企业科研的学院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IBM率先减少基础研究项目,并解散了很多实验室。随后类似的举措逐渐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包括贝尔实验室,通用电气实验室等大型企业实验室都被撤销,没有被撤销的也被边缘化。企业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们,包括不少资深研究员都面临着巨大生存压力和艰难抉择:要么转型,要么走人。历史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基础研究大屠杀”。不同企业科研的转型道路各不相同,但目标却是一致的,即转向“巴斯德象限”式的研究。虽然这场科研模式的变革一开始就备受争议,困难重重,但那些成功转型的企业科研实验室,最终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半世纪以来最佳的科研创新环境。20世纪末,通信、电子以及电脑行业中的基础研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曾经被从企业研究机构中赶出去的基础科学研究又开始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了,企业研究机构越来越成为现代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研究现在正处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为健康的发展时期。这场企业科研的变革不仅使美国经济和政治走出了泥潭,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正是这些企业科研的成果以及所带来的高科技产品,复兴了美国市场。成功的企业研究会关注短期研究和长期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协调问题。当代顶尖企业实验室的真正独到之处,就在于其在核心技术的设计、理论和实验环节,都聚集了一批各个领域的优秀的科学家。市场需求成为了新的科学发现的源泉和基础研究的动力,也只有在这样一种丰富的,具有生命力的新环境中,也就是处于“巴斯德象限”式的科研导向中,技术创新才能如此高效地涌现。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是要转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体制,尽快使我国企业跨越从实验室样品到产业化之间的“死亡之谷”。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也说明了贸易战的实质是国与国之间科学技术实力的竞争。美国对中国企业的一系列核心技术威慑与钳制既是对中国科研发展的阻碍,同时也是对中国企业科技创新的加速发展的倒逼。华为事件还表明,企业实验室不仅主导诸多产业的生死存亡,也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实力。不可否认,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企业科研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但国外这些大企业的科研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在许多关键时刻做出过重大决策——如研究的导向、经费的支出、各种研究资源的配置以及不同阶段,不同行业的研究文化与机构管理等,无疑都会给我国企业科研发展带来十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也可能成为我国企业在世界得以立足之根。不过,囿于理论与实践的等级之分的强大文化习惯性,在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巴斯德象限”在当代主流科学哲学中还很难找到自己的栖息之所。这也许就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