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是一组具有毒性、持久性、易于在生物体内聚集和进行长距离迁移和沉积、对源头附近或远处的环境和人体产生损害的有机化合物。本文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农药类POPs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北京官厅水库周边地区土壤中的残留和风险，分析POPs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生态效应，探讨基层和区域层面的农药管理实践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然后上升到国家层面，对POPs管理的法律体系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POPs控制和消除的风险管理对策，为提高我国POPs管理控制水平及履约能力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土壤中农药类POPs的残留与风险对官厅水库周边地区土壤中农药类POPs的风险水平、分布格局、影响因素的多元分析表明：1)官厅水库周边地区土壤中HCH和DDT有检出，其他农药类POPs均未检出。HCH和DDT含量低于国家规定的土壤背景值，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其风险水平也较低，但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其含量仍然较高。2)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土壤中HCH和DDT的含量有显著性差异，土壤中HCH和DDT在地区间的聚类比较明显，这与农户对土地的利用方式和农药使用行为有关。3)官厅水库HCH和DDT污染的风险较低。但由于库区近期仍有新的DDT污染源输入，并有通过环境介质由库区向水库迁移的趋势，POPs对当地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风险仍值得关注。 ·农药类POPs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生态效应通过室内受控模拟和野外实地实验相结合，对在农药类POPs胁迫下的土壤微生物群落水平的生态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DDT和HCH对土壤微生物种群数量和群落代谢功能的影响与农药的种类和浓度有关。2)DDT和HCH对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结构和多度有一定影响。当浓度稍低时，微生物群落的丰富度、均匀性和多样性都呈增长趋势，但当农药的浓度进一步加大时，这种增长趋势则得到了抑制。3)在群落水平上，微生物对碳源的利用类型和利用程度发生了变化，在HCH的刺激下，能利用醣类、氨基酸类、羧酸类等碳源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增多；在DDT的刺激下，能利用聚合物类碳源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增多。4)DDT和HCH对官厅地区土壤微生物代谢功能的影响在DCCA排序分析图上清晰地反映出。DCCA分析同时结合了群落属性因子与环境因子，较好地表达了官厅地区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生态变异特点。 ·农户对农药的认知态度及便用行为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官厅水库周边农户对农药使用、农药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药知识的了解途径、了解程度非常有限，农户急需农药方面的培训和技术指导。2)农户在购买农药时主要考虑的是药效，其次是安全、价钱、使用方便，环保因素还未列入考虑中。农户使用农药不规范，擅自加大用药次数和剂量，既加速了抗药性的产生，又导致环境污染。3)农户在农药的花费比例上只占少数，价格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药污染和农药残留问题。4)当前的基层农药管理工作较前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进一步加强管理。 ·我国POPs控制管理与战略对策从POPs管理的信息交换机制、法律框架体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在涉及POPs方面所采取的政策行动、立场观点以及管理控制的不足。结果表明：1)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涉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单行法，其他与POPs相关的规定和标准还很不系统。2)中国政府已签署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并开展一些实质性项目，POPs法规和标准正逐步与国际接轨。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POPs信息交换和管理方面存在着明显差距，中国在信息共享与交换、风险评价、预防和应急管理、全过程管理等方面仍缺少有效的管理机制和法规。4)本文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有效的法律管理体系、科研开发和技术支撑、国家层面的监测网络、公众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国内国际协作及信息共享和交换。 ·本文的创新之处1)运用群落结构与功能指标为评价终点，室内受控模拟与野外实地实验相结合，研究农药类POPs对土壤微生物结构功能的影响，揭示群落变异的环境梯度，综合探讨POPs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生态效应。 2)问卷调查和实地研究相结合，对农户认知、态度和使用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农户健康和环境安全的角度，探讨了预防农药危害的生态调控对策； 3)将POPs控制机制、POPs管理政策和法规结合起来，进行多个层面的政策分解和整合，对比分析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措施，提出我国POPs削减控制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