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了逐步崛起的迹象。而21世纪也将带来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国崛起频频引发大国战争.尤其是在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中,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在其大国的崛起过程中,都引发了大量的战争.中国的崛起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争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进入21世纪初,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战略.国际社会对和平发展战略普遍表示欢迎,但对中国能否最终实现这一战略则表示忧虑。　　 作为亚洲地区的大国,中国的和平发展首先和主要是在本区域内的和平发展,其首要的舞台将始终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因此,作为地理上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试验田”:首先,日本与中国有着的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情感纠葛；其次,日本正努力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并积极谋求亚洲的领导作用；再次日本是美国全球战略在亚洲的支撑点。基于日本的“特殊”身份,中国如何处理对日关系,成为“和平发展”宣言的现实检验。　　 从理论层面上看,理论研究表明:从传统的现实主义立场出发研究和平发展,无疑是徒劳无益之举,只有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并分析和平发展这个课题。制度才是研究大国和平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因此,大国化解崛起困境、实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至少有两条,一是新制度主义的具体国际制度通过成本核算、互惠合作形成的契约和平,一是旧制度主义的惯例国际制度通过集体认同形成的共同体和平。这为中国化解现实的崛起困境,为中日关系的协调提供了理论方向和依据。　　 从中日交往的具体层面来看,本文对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以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为纵坐标,以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主要领域的现实交往为横坐标,构成观察中日关系的一个整体视角,然后从国际环境、双方国内条件及两国互动等三方面分析和总结其中的关键变量及其发展规律.经过对冷战后中日关系各历史阶段的纵向分析发现:(1)冷战后中日间的矛盾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霸权同盟国的日本要遏制、牵制中国崛起的矛盾,在苏联解体后已经逐渐凸显出来,成为长期范围内影响中日交往乃至东亚和平稳定局势的根本矛矛盾。(2)围绕这一根本矛盾,中日关系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矛盾格局,主、次矛盾不断运动和相互转化。(3)中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日本。(4)国际格局当中,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变量。(5)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及中日友好团体、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对中日关系向前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历史表明,只有不断培养、增强这些积极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力,中日关系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而从横向交往的各个领域来看,中日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历史问题、经贸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和安全问题等领域。这些问题从本质上都是中国崛起困境的具体表现,并且容易产生连锁反应。中国通过多边、双边等途径开展对日协调,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通过对中日矛盾的系统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启示:1、过去对日协调的很多探索和做法是成功的,是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宝贵经验.2、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其身份和角色不断向前变化发展。只有不断研究新变化、新趋势,并调整和探索对日政策,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环境。3、区别于以往大国崛起以“武力威服”的做法,中国在协调与日本及别国的关系中,以“德服”为主的战略是化解“崛起困境”重要方向,而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是其核心思想。　　 具体而言,基于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等基本原理我们认为化解“崛起困境”,既要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把握发展两国关系的战略制高点,同时也要在现实当中把握影响两国关系的关键要素。其基本思路是:首先在心态上做好长期协调的准备；其次要从战略的角度防范和避免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被卷入战争；再次以“和谐”做为“德服”战略的核心理念,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既在多边框架下的协调,又要注重双边之间的协调,使中日双方在出现分歧时有充分的接触和协商的渠道和氛围.　　 和平发展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话题,本文在吸收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中国在崛起路径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入手,系统、详细地论述中日关系的协调策略,作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从地区走向世界提供更多的理论视角和政策见解,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