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河南地区的政区变迁,与这一时期政治事件的发生有着密切地联系。河南地区所具有的区位因素与政治事件之间亦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文章探讨了自前249年秦庄襄王初置三川郡,到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四百余年间河南地区的政治地理。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在前人关于秦汉史研究的基础上,将河南地区的政区变迁置于政治进程之中进行考察,进而探讨区位因素与政治进程的互动关系。关于秦汉时期河南地区政区变迁的探讨是研究的基础,也是文章得以展开的重要环节。政区变迁以时间为序,尽可能地采用动态的眼光关注其属县、界址的变动。因文献材料有限,所以秦代三川郡的属县中除了明确记载的陕县、宜阳等十七个县外,其余诸如阳武、新城等七个县的归属时间有进一步探讨的可能。且据文献记载,酸枣属东郡；据出土材料,梁县属颍川郡；据三川郡东界知,岐县属砀郡。项羽分封十八诸侯时,将申阳封于河南,因在位日短,其真正能控制的范围是有限的。刘邦置河南郡之初,河南郡界的变化与楚汉双方在河南地区势力消长有关,其最终的界限在鸿沟附近。自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直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梁国与河南郡一直以高阳为界。文章综合了学界关于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中河南郡属县的释读,对分歧较多的四类属县进行辨析,最终确定陕县、卢氏、新安、新城、宜阳、黄乡、启封、中牟等二十一县属河南郡,而苑陵、密县则属颍川。汉武帝时期是河南郡政区变动最大的时期,元狩元年将河南郡东部陈留、小黄等划给陈留郡,元鼎三年(前114年)将新旧函谷关之间的陕县、渑池、新安、卢氏、宜阳等划给弘农郡,而将密、新郑、苑陵划给河南郡。此时的河南郡基本与《汉书·地理志》所载的相同,唯酸枣一县至成帝时划归陈留郡。新朝时期,河南郡经历了更名、增县、缩东境、升地位的变化。更始政权管辖河南郡期间,恢复了西汉的郡域。东汉时期洛阳为京师,河南郡更名河南尹,承袭了《汉志》的郡域范围,省并故市一县,汉末将陆浑县划给河南尹。政区的变迁与当时的政治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秦代三川郡属县的设置与秦国东进、统一六国的战争进程密切相关。楚汉之争时,刘邦在成皋、荥阳一线势力的消长,影响了河南郡的东界。西汉初年,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势力之间的斗争,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的进程,对河南郡政区的变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汉武帝年间的广关事件,是河南郡政区变迁最大的一次。新朝时期,王莽对政治制度的多次改革,尤其是更名、建东都等事件都引起了河南地区的政区变动。东汉时期,光武帝定都洛阳,省并百余县。秦汉时期河南地区区位因素与政治进程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而剖析其区位优劣势可以更好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河南地区区域内有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嵩山等山脉,既是其与周边郡的天然分界线,也是其屏障。区域内的主要河流有黄河、伊河、洛河等,既提供水源也是重要的交通线。区域内土壤肥沃,资源丰富。且因处于“天下之中”,有着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优势。函谷关外的重要性也为其增添区位的优势。因客观地理条件而引起的土地狭小与防守不足构成了河南地区的劣势条件。政治进程与区位因素的相互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河南地区因其所具有的区位条件,使得其成为保卫关中的西面屏障,控制关东的前沿阵地以及首善之区的最佳备选；而政治进程对区位因素也有着影响,汉武帝东迁函谷关使得河南地区区位优势削弱,东汉时期对京都洛阳的营建,增加了河南地区的区位优势,八关都尉的设置对河南地区防守不足的劣势有所改善,而周边地区尤其是关中、弘农、河内区位因素的变动,都间接地增加或削弱河南地区的区位优势。政治地理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关注政治进程对政区变迁的影响,而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地域空间所具备的区位因素与政治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两者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最终促进了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