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非凡的增长业绩,堪称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与这种增长相伴随的是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差距,长期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存在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如何有效地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本文以FDI非均衡分布为视角,分析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原因及其内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对统筹地区协调发展这一重大政策命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过程中采取逐步深入的推进方法,其基本研究思路是:首先,使用基尼系数和泰勒指数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演变轨迹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形成结构进行了分解,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σ收敛、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进行了检验,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全面了解;其次,以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为基础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再次,以FDI非均衡分布为视角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机制进行了解释;最后,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在上述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以省区为单元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呈现“U”型变化特征,改革初期至1990年以省区为单元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而1990年以后以省区为单元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从以省区为单元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地区构成来看,1990年以前中国地区差距形成的主要贡献者是东中西部地区内部省区的差距;而1990年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主要贡献者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从以省区为单元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产业构成来看,第二产业的地区差距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贡献者,居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提高和第三产业地理集聚的非均衡性扩大(1990年以后),第三产业的地区差距正逐渐演变为以省区为单元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主要贡献者。1978-2005年期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绝对收敛趋势,而是表现为东中部地区内部的“俱乐部”收敛。1978-2005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比中西部地区更快,东部地区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比中部地区高1个百分点左右,比西部地区高接近2个百分点,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导致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地区间存在资本形成差异和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差异,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纶济增长速度,是由于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人均资本形成和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什么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人均资本形成和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呢?笔者分析发现FDI非均衡分布是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FDI数量分布呈现“东高西低”的非均衡分布,导致东部地区吸引的FDI数量更多,进而导致东部地区具有更高的资本形成;另一方面,中国FDI技术溢出效应分布也呈现“东高西低”的非均衡分布,导致东部地区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导致FDI东部地区集聚是由于东部地区在政策、人力资本、区位条件和市场潜力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中西部吸引的FDI数量偏少既有地理方面的原因,也有政策方面的原因,更有中西部地区自身市场化、对外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滞后于东部地区的原因。造成FDI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在西部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相对更低的原因是,FDI在西部投资历史比较短以及占当地经济的比重比较小,同时西部省份企业本身学习能力的缺乏和与FDI企业技术差距过大。因此,对中西部地区而言,要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要完善基础设施,加强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等,以增强吸纳FDI的能力,实现以FDI数量的增长促进中西部地区更高的资本形成:另一方面更要注重培育本地企业对FDI的技术吸收能力,实现以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提高来促进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总结来看,本文的研究创新点是,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以省区为单元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以1990年为界呈现“U”型变化特征,1990年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是以省区为单元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主要贡献者:而形成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是由于FDI数量的非均衡分布导致了地区之间的资本形成差异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非均衡分布导致了地区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对中西部地区而言,要促进经济发展,一方面必须增强对FDI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更须增强当地企业对FDI的技术吸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