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污染、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精准脱贫是十九大报告确定要坚决打好的三大战役，并出现在之后的历次政府工作报告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为避免环境风险，从国家层面到区域层面，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与制度。尤其是2018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全面推进清洁生产改造。产业结构状况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污染物排放密切相关。产业结构状况直接影响着地区污染物构成与污染程度，而环境规制通常是地方诱导产业结构变动而采取的常规工具。已有研究显示环境规制影响着地区产业结构变动，而产业结构升级利于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但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稳定，在产业结构的传导机制下研究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厘清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子和发展路径,也是破解新常态下稳增长的重要难题。
　　本文以环境规制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中介变量，基于环境规制对污染性产业转移与清洁型新兴产业发展的两种驱动路径，来考察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以及以产业结构变动路径下的环境规制又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篇章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演变规律进行梳理，并分析了EKC曲线的变动情形及其影响因素，强调环境政策、产业结构变动在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其次，从消费层面着手，假设环境规制能够间接影响消费者在清洁与不清洁产品间的选择替代，构建了只生产污染品与清洁品的两部门模型，来分析其对企业生产结构的引导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作用；接着，从环境规制约束下的污染产业转移与新兴清洁产业发展角度，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机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以及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并鉴于“PHH”假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动态博弈分析法，进一步考察了基于政府寻租的环境规制效果分析；再次，以颇具代表性的资源型地区——山西为对象区域，结合中介效应与交叉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以及区域产业结构变动路径下的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就以上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工作与结论如下：
　　(1)基于调整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基准模型，分析了EKC曲线的变动情形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精心设计的环境政策、产业结构的合理变动能够促进该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利于EKC拐点的提前到来。同时，基于产品间的选择替代，构建的两部门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者在清洁和污染品中进行替代选择的能力，对产出结构的有效调整有重要作用，是实现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种重要的机制。
　　(2)借助于C-D生产函数、效用函数与污染函数，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机理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的边际提高，将造成污染型中间品被采用品种数不断减少，而清洁型中间品被采用品种数渐增的情形，即严格的环境规制利于技术创新、清洁型生产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对污染型生产及规模扩张有明显的抑制效应。
　　(3)就“PHH”假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动态博弈分析法，通过构建环保监管部门与企业双方的动态博弈模型，并将绿色声誉对二者行为的约束、得益引入模型，来探究环境规制能否诱导污染性企业绿色行为选择。研究发现：精心制定的环境规制能触发其绿色行为选择，但资源实际控制者监管部门与企业间易出现“规制俘获”；声誉机制的引入，有效约束了环保监管部门的职权滥用行为，遏制了企业寻租的可能性，间接倒逼了环境规制水平下，待转型企业对绿色环保行为的选择；企业违规处罚力度的增加，在倒逼企业采取绿色行为的同时，也降低了监管部门被寻租的机会。
　　(4)基于数理分析法从经济增长总量分解以及经济增长变动构成两个层面论证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产值与产业结构比例变动二者共同决定着经济增长总额，同时，产业变迁能够通过影响要素流向、投资与贸易结构等路径而引起产业间的结构比例变动以及产业产值的分布变化，继而影响经济总量；经济增长变动是由产业产值与结构两部分变动以加总的形式构成，产业变动跨度越大，经济增长变动也越大。
　　(5)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区域污染产业转移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污染产业转移表现为先升后降的倒“U”型态势，且当前正处于曲线的左半侧，但规制俘获度、规制成本和沉没成本刚性均不利于地区污染产业转移；环境规制水平对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有明显的正效应，规制成本则会影响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污染产业转移和新兴产业发展作为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确实存在，且忽略内生性问题会导致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被放大。
　　本文的创新点如下：
　　(1)研究视角创新。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以环境规制为研究对象，以区域产业结构变动为传导路径，以颇具代表性的资源型区域——山西为对象区域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来考察环境规制如何通过产业结构变动来影响经济增长，以及其对经济增长究竟带来怎样的效应，突破了以往单纯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或是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两两关系的局限性。
　　(2)研究内容创新。在分析环境规制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机理时，创新性地把产业流动的难易程度作为产业是否迁移的重要考虑因素，从环境规制对高流动性产业的规制结果是转移效应，低流动性产业会通过技术创新，催生新兴技术产业与环保产业的发展而引发结构效应变化这两方面来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机制。这区别于以往研究多注重环境规制致使污染产业被迫迁徙的转移效应，忽略了环境规制对存留企业技术创新的倒逼作用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3)研究方法创新。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从消费层面着手，将基础模型的假设进行推演，即允许清洁品和污染品在生产投入中以及消费选择中相互替代，构建了一个只生产污染品与清洁品的两部门生产模型，来分析其对企业生产结构的引导，乃至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同时，鉴于“PHH”假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动态博弈分析法，通过构建环保监管部门与企业双方的动态博弈模型，并将绿色声誉对二者行为的约束、得益引入模型，来考察基于政府寻租的环境规制效果分析。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是交叉了多个学科与领域的重大项目，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多个层面、多种路径来作用于经济增长。本文以产业结构变动为切入点，初步考察了环境规制约束下的区际产业结构变动以及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传导路径下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由于规制方式与种类的多样性、环境规制测度的复杂性等因素制约，并没有考察环境规制实施下企业污染行为与其收益关系的短期行为，就可能导致“PHH”假说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因素也并未全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