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数据爆炸等新兴概念已经引领世界潮流，并主宰当今世界的各领域的发展。人类行为模式顺应数据时代也呈现出数据化的特征，其中犯罪行为也更多的开始借助网络和数据实现侵犯法益。社会行为的变化影响其控制机制作出相应调整，而犯罪行为的异化也导致侦查行为和手段探索更为有效的手段，大数据侦查运营而生。
　　大数据侦查高速发展，但法律的滞后性导致国家在刑事司法规范上出现真空，无法应对当前愈发严峻的高科技犯罪环境。法律理论应当走在最前面，首先就大数据侦查的法律性质、适用程序以及相关的法律控制等作出法律上的阐释和说明，以期待能够为实体立法提供先行理论支撑。
　　现代侦查制度包含了侦查组织、人事和程序三大制度。侦查的程序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关注的核心，只有受程序制约的侦查制度才可以提高侦破率的同时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实现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
　　传统侦查模式在面对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下已经显得过时，无法再对数据侦查的启动、措施、程序等进行生搬硬套，否则必然会影响侦查的效果。数据侦查的法律定位不清晰，侦查监督程序权责不清，大数据侦查队公民个人隐私的侵犯更是时有发生，为此亟需明晰大数据在侦查工作中的规范。
　　完善大数据侦查制度应当从确定大数据侦查的性质、转变大数据侦查思维、构建大数据侦查模式，从立案制度、证据收集制度、证据研判方法、探索新的侦查手段等方面，从而构建完整体系化的数据侦查法律规范，以应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犯罪形态，在预防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