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一种西方语境下的理论、模式、概念和命题。因此称中国古代思想家具有“法治”的理论往往有不伦不类的感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具有的是“法制”而非“法治”。这里，我们首先谈一谈“法治”与“法制”的区别。“法治”是近代意义上的法治，其实际内涵为法律是最高的统治者，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行政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人民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就与中国所固有的“法治”在内涵上具有很大的不同。这里要强调的是，本文在研究《商君书》的法律思想时，不是以西语为坐标，因为那样会使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因东西方属于不同的体系而倍感尴尬。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法律”概念的是先秦法家人物，这些人物中留下比较完整的著作并且极具代表性的又以商鞅和韩非为首。韩非被称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可以说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的主要观点。然而笔者之所以选择商鞅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因为商鞅“重法”，他的法律思想相对于韩非而言相对纯粹；二是因为商鞅毕竟是中国由古至今几千年来主持变法最成功的历史人物，对于正在变革的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商鞅的变法实践会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以启示。 本文以《商君书》为研究对象，较为系统地阐释商鞅及其学派的主要法律思想，挖掘其法律思想产生的内在原因，分析其思想对法家及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影响和所具有的法律文化学意义，并对《商君书》“法治”理论的成败对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进行了思索与探求。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商鞅其人，认为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和秦国的现实状况以及商鞅个人的经历背景造就了他特殊的法律思想。商鞅以“重法”自成一派，具有法家惯有的务实精神，并通过他主持的变法活动使积贫积弱的秦国成为统一天下的强国，其自身却因为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而在赏识他的秦孝公死后惨遭车裂，这是“权势大于法律”的封建时代不可避免的悲剧，也是商鞅的理论所无法解决的痼疾。 研究商鞅，最信实的依据是《商君书》。《商君书》作为商鞅的著作流传于世，但晚近许多学者考证出《商君书》并非商鞅一人的遗作，而是他以及其后研习法律的其他法家著作的合编。因此，本文论及的是《商君书》中的法律思想，并非商鞅一人之学问。 商鞅在先秦法家中以“重法”闻名，他的法律思想总结起来是一种早期的“法治”思想。《商君书》中所持的进化史观、“变法论”、“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治富强王”的功利主义是其“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对法律的一般认识(即法律具有的规范性、公正性、平等性、公开性等内在价值)、法的“定分止争、兴功禁暴”，驾驭臣吏的作用，正是《商君书》中论证“法治”必要性和优越性的依据；“作壹”是法治的前提和标准，将全国所有的民力集中于“农战”，有利于巩固统治和维护社会稳定；而法治的实施则需要兼用“法、信、权”，同时书中也提出了为后世许多法家学者继承并逐步极端化的，颇遭其他学派思想家非议的“以刑去刑”的重刑理论；与重刑理论同出一辙的是“赏罚论”，即不仅要善用“赏罚”，而且还应当“赏少罚多”，“轻罪重罚”。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商君书》的“法治”理论。 《商君书》的“法治”论在它成书的那个时代看来，是具有先进性的，是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登上历史舞台的战斗檄文。正因为如此，秦国通过这种理论达到了富强并统一了中国，并以法家的思想为指导制定了封建社会性质的《秦律》。《秦律》中的基本内容为后世历朝历代所沿用，法家思想随之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从法律文化学的角度看，法家的理论无论在思想领域还是制度领域，无论对君主还是普通民众，无论对人们的行为还是心理，都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尽管“秦二世而亡”给法家学说以沉重的打击，尽管封建正统统治思想确立后，法家的风光不在，作为法家批驳对象的儒家思想大获统治者青睐而成为影响中国几千年的统治思想，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虽不再高举“法”的旗帜，但在统治手段上却没有也无法放弃极具实效的法律，仍以法律的强制手段巩固其统治，维护阶级利益，只是为严厉、集权的统治制度披上了仁义道德的温情脉脉的面纱。统治者的本性没有改变，但在统治技巧上则较露骨的法家更胜一筹。 在笔者看来，《商君书》的法治理论虽然随秦朝统治的灭亡走向沉寂，但因其理论对于促进富国强兵具有及时的功效和具体的可操作性，且专制集权思想又深合封建君主的口味；因此，自汉以后，统治者虽然崇尚礼法，将儒家思想作为“台面上”的正统政治法律思想，却仍然将刑名之学隐蔽于幕后，以“阴法”的形式继承下来并且揉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支撑中华帝制达两千多年，成为历代王朝统治之暗流。法家思想不仅影响了作为国家统治阶级的君主和官僚，也因统治集团施行其统治方式而被推而广之，根植于广大民众的意识之中。由此可见，古代中国其实是一个“外儒内法”的封建制国家。儒法并用、双管齐下，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来能在总体上保持稳定和统一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商君书》距今已有几千年，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中也有一些合理成分可供我们借鉴。当代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法治与《商君书》中所谈的“法治”具有本质区别。然而，只要存在国家，就必然有国与国之间的实力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激烈。这种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以便使我国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这与《商君书》中以“农战”为中心，力图达到“治富强王”的理论正是不谋而合。而书中“从严治吏”、“任法去私”、“信赏必罚”和法律的平等观念则为我们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提供了途径。 另一方面，《商君书》存在的局限性多是由它所处的时代和阶级本性造成的。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发现法家和他们所推崇的“法治”并未被社会广泛地接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这些教训中汲取经验，有利于我们走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征途中的每一步。笔者认为，研究法治与法治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改善法治环境来实现法治；同时，注意法律与道德在社会控制方式上的调整，将社会主义“法”与社会主义“德”结合起来，在中国社会真正树立起对于法律的信仰，才能使我们的国家不断迈向社会主义新法治，才能真正成就和谐法治与和谐中国。